10年间，卢桢走过了80个国家，多座城市。对于一位在大学讲授文学课的老师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雨果先生的中国客厅、朱丽叶家的阳台、王尔德墓碑上的唇印、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开往勃朗特故乡的复古机车、普希金走过的最后一级台阶、略萨初吻胡丽娅姨妈的舞台、聂鲁达攀登过的马丘比丘……通过重回文学发生的现场，卢桢得以近距离体验伟大作家们的人生，再将这些体验融入生命、带回课堂，最终结集成为《旅行中的文学课》。“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在一次次文学的圣地巡礼中，所经之地都编织成了新的精神图景。
姜斯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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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桢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在年，是跟家人一起的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欧洲几国游。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旅行团的大巴停在当地重要景点圣母百花大教堂附近，下车经过一条很窄的古老小巷时，卢桢突然发现左手边门口的牌子用英文写着“但丁故居”，回忆起当时的感受，他在真挚中夹杂着一点天津式的调侃：“当时那种震撼，谈不上像郭沫若那样‘浑身震颤不已’，但也是如闪电击过那种感觉。因为我们读但丁的《神曲》都是纸面文字，经典离我们好像隔着好几千年，但在不经意的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了但丁的家，我和生活中的但丁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
那次旅行中，卢桢还去维罗纳探访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居。从此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有意识寻找那些与文学相关的景点。它们也许是作家的故居、文人的墓地，还可能是文学事件的发生地或是文学博物馆。卢桢将自己这种旅行方式定义为“文学旅行”。文学旅行其实并非新生事物，19世纪中叶，莎士比亚的家乡斯特拉福德成为文学迷钟情的热门地标，围绕莎翁故居的一系列游览路线开始运营，标志着近代文学旅行的兴起。到了现代，由英伦兴起的这股热潮也影响了欧美，并遍及全球。
《旅行中的文学课》
卢桢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旅行”说来浪漫，但旅途中并不轻松，除了前期阅读量的积累，还需要一颗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大心脏”。首先，沟通交流是一大问题，多数目的地都不是讲英语的国家，很多文学景点也不那么大众，只能跟当地人连比划带猜地问路。最难找的是作家的墓地，很多作家埋在公墓，连指引牌都没有。此外，还有很多“小事端”，在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卢桢一下大巴就被一群漂亮的吉卜赛小孩团团围住，无法脱身，最后还是路过的中学生过来解围；在保加利亚，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过来换零钱，用的居然是自己打印的黑白“纸币”，让卢桢哭笑不得：“就像郭德纲相声说的你画个钱就想骗我。和这些三教九流打交道增长了见识之后，你回到国内的课堂和学生交流就‘脱敏’了。”
当然，也有很多美妙的意外。为了拜谒纪伯伦的故居和墓地，卢桢费了一番功夫、冒着风险来到黎巴嫩北部的山城卜舍里。在这样一座小山村里的故居博物馆，卢桢居然碰到了一位堪比“扫地僧”的看门大爷，老人知道中国的茅盾、冰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翻译过纪伯伦的作品，还谈起之前自己去深圳组织纪伯伦纪念活动。“这么小的地方，竟然和我们中国产生了这样一种文化上的联系。”
年，卢桢在伦敦访学，每天从居所到学院图书馆自习，需要步行五公里横贯伦敦东西，一路所经之处有开膛手杰克故事的发生地白教堂，《哈利·波特》中“对角巷”的拍摄地勒顿豪市场，艾略特工作过的银行大楼，弥尔顿的故居原址，济慈和华兹华斯曾描写过的大树，罗素住过的老房子……穿越在丰富的文学景观之中，就像温习了一遍生动的英国文学简史。日复一日的微缩文学旅行，让他产生了记录下这一切的念头，于是《旅行中的文学课》应运而生。
纪伯伦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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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次文学旅行中，卢桢逐渐养成了一些自己的小习惯：如果到了诗人的墓地，他会为墓主人读诗；如果到了作家故居，他会想象自己是故居的主人，看一看门前的景色；在一些重要的景点，他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盯着它看一到两个小时。
“特别像侦探推理时进行‘犯罪环节演绎’的感觉。你只有设身处地去畅想作家的生活，才能或多或少进入他的逻辑当中。要给自己充分的和景点进行思想发酵的空间。就像朱光潜说的那样：‘慢慢走，欣赏啊！’”对于文学旅行者来说，旅行的记忆不是与著名景点的合影、打卡，而是火车站停摆的钟表，菜市场里争吵的商贩，弗拉蒙戈女郎的舞步，小巷里跑调的歌声……“细节经验越独特，你自己的精神地理就越丰富，你离文学作品的真实就越近。”
哈菲兹墓地
哈菲兹的墓地让卢桢印象深刻。墓园维持了几百年来的原貌，但是丝毫没有一般墓地的阴森和寂寥，相反，正如哈菲兹鼓励人们“要在现实当中追求自由、爱情和欢乐”，后世的追随者们从伊朗的各地来到这里，他们在拜谒诗人陵寝的同时，更像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聚会，享受着现世相聚带给他们的欢乐。墓园的各个角落，均可见潜心读书的青年人。墓园外，有老者驱使小鸟抽取哈菲兹的诗句卡片，进行有趣的占卜。在这里，来游玩的人与景点的主人思想相通，和周围的环境和谐共生。
卢桢没想到，自己离“打卡游”最近的一次竟然是在切尔诺贝利。去那里的念头部分源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女作家的文字陈述了惨痛的真实，但卢桢抵达的现场已经成为一个立体的、人为布置的现代展览。断头的木偶娃娃恰如其分地出现在行人脚边，被丢弃的皮鞋偏偏在游览的必经之路上出现，满怀猎奇心的游客们盯着辐射探测器上不断攀升的辐射指数，从好奇到惊惧再到冷漠，导游不断重复两段相同的感人故事……据说还会有人定期进去清理，把废墟修整成人们想象中废墟该有的样子。
这段旅行结束后，卢桢写下《切尔诺贝利的提线木偶》：“这一日令人沾沾自喜仿佛突破人类极限的旅行，更像是参与了一场表演。我们无法体悟到作家说的那种感受演变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结果。书中那些未知的人和未知的事物，让作家觉得自己记录着未来，而我却觉得自己的旅行陷落在一个被精心策划好的狭窄空间内，无论游客何时到来，他们所经历的都是同样的一天。”
那么，旅行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每一位在路上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对卢桢来说，“旅行的意义并不是与现在的生活彻底割裂，而是潜在地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对话。旅行是检验你之前的阅读，检验你对于文学所有理解的一个重要路径。通过文学旅行，我就和之前的阅读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双向丰富了我的知识体系和我的思想空间。”
文学研究者卢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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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中的文学课》后记里，卢桢强调“抵达，只有抵达”。如今疫情席卷全球，抵达现场变得困难。如何重建与世界的联系？
在卢桢身上，这种联系从来都没断过。“你走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成为你精神中的一部分。即使不能再走出去，也有一个巨大的心理空间，保持着和世界的联系。旅行使我建立了一种网络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点，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天津也不再单纯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
去不了远方，卢桢就在家乡天津继续文学旅行。穆旦和徐志摩曾经走过的公园，周总理爬过的假山，张爱玲去过的咖啡厅，曹禺写进《雷雨》《日出》的场景……实在想看看外面，他就打开地图软件的3D街景模式，在海明威或者大仲马的故居附近云端逛逛。最近，卢桢还举办了名为“桢·相”的摄影展，用摄影作品带着无法远游的读者们展开想象的文学之旅。“现在是一个读图的时代，只要我们有一颗接近世界的心，世界就在我们眼前，就看你想不想打开它。”
回到本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卢桢目前在做、想做的一件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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