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角色
□文/《复旦青年》记者康凌
“我们的长处应该是在学术研究”
青年：在您翻译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的前半部分，鲍曼梳理了西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共生现象，这种对于被称作“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策略的梳理对于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洪涛：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历来都有很多讨论，但我当时翻译这本书的着眼点并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在于它的有关知识分子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的论述：知识分子是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鲍曼的这本书很好的揭示了这一点，即知识分子并不是一般地与国家相对立，它实际上是在国家的张力中推动国家建设这一进程，同时在现代国家的成熟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功能和角色。中国现在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确实存在。但中国的这个问题又和西方不同，一方面中国有着深厚的士大夫的传统，许多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有士大夫精神的甚至也有不愿意被称作知识分子的，另一方面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影响。我们置身于古今中西这一大氛围之中，种种因素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异常。在比照西方理论的时候，似乎不能单线进化的方式来看问题。西方的今天，不见的是中国的明天。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必须放到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来具体讨论。青年：在康德那里知识分子可能就是“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中使用理性”的那群人，那么知识分子如何确立自己的发言立场呢？洪涛：我和康德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不认为我是康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发言并不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基于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发言可能是处于对国家、民族、民生的关切但并不因为是知识分子，才能发言或必须发言。当然，知识分子的发言有其长处。这就是，他们的见解可能是建立在扎实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非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发言的，人各有其所长。但每个公民都有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的权利这一点而言，他们并没有不同，并没有人可以说比其他人更有特权。所以不能说知识分子因为拥有理性这一个武器（姑且就算这一点是成立的），就有充分地理由来发言。一个学者，当他的发言，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时，其实和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青年：具体怎么来解释“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的公共问题的发言呢？洪涛：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对他并没有学术研究基础的公共问题，作一种纯粹立场性质的表态，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前面讲过，当他这样表态的时候，与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就不必承担讨论现实问题的责任，而是说，学者应该把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关切结合起来。但是，这也不是说，这种结合就是把现实中的问题，直接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真正的学术研究本身，必然包含真正的现实问题与其中，古往今来的真正学术，在本质上都是对它的时代的人与社会的重大的根本的问题的回应，而且，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思想史研究的，往往是一些古老的问题，似乎于现实无关。但是可以说，愈古老，愈具有现实性。今天有人会讲《论语》，很多人喜欢听。这个《论语》成书在两千年前，汉代的人觉得它有意思，有现实性，唐代的人觉得它有现实性，等等，所以就传下来，成为经典。因为《论语》所涉及的是普遍性的，永恒的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所以它离我们不远，而且很近。它应对的是最真实的问题。因此，对《论语》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可能是最具现实性的。这就是真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能认为，只有那些直接把当前的现实中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学术研究，才算是具备现实性的。真正学术研究所面对的，不是那些表面的、时髦的问题，而是那些根本的、长远的问题，因此，问题的新旧、时间的远近，并非是否具备现实的标准。思想史研究探寻的是人的根本，只有知道了人的根本，才能知道当下的真正现实。因此，有时候，最具现实性的学术研究，倒出自那些好古之学者之手，而许多以看似热门时髦的话题为主题的研究，倒完全缺乏现实性。学者无需特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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