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油二代”的中学时光
——写在炼油厂子弟学校75届同学毕业45周年之际
王回国
年，我升入中学，那年我14岁。母校是胜利炼油厂职工子弟学校。
学校坐落在现在的炼厂大庆二路虎山小学的位置，现在虎山小学的教学楼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教学楼。那时候看大楼显得很高，操场显得很大。后来同学聚会回校看看，感觉小了。
当时校园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楼南面是个挺大的操场，操场东南口上去坡就是三生活区的商店，用课间操的时间去买东西回来上课都赶趟。操场的西边是一排石头墙，墙根是排水沟（三区上面的生活污水经此排入大沟）。中间是个宽大的阶梯，上去是三区小学，石头墙上面树着一面很大的宣传画板。操场的东边有个阶梯小道，下去是大沟通往一生活区的路。大楼的北面十米开外是二三十米深、二百米宽的大沟。后来早就填平了，现在是小树林。
我们六年级是从三区小学过来的三个班和从一区小学过来的两个班，一共五个班。我在六年二班，教室在二楼阳面西头。
校领导、教务室、老师办公室和医务室等教职员工在一楼。校长是郑玉丰，副校长有张华温。那时候学校管理挺正规的，师资力量还可以，陆续调来很多老师，大都是各种专业中高校毕业的。
当时我们六年二班的班主任是颜美香老师，教语文，她家也住二区。张立业老师教英语，张德山老师教数学，张秀英老师教化学，还有教物理的杨老师，教体育的马老师。后期有个李吉远老师，从省体育学院来的，也教过我们体育，他双杠玩的很好。后来，崔老师也当过我们班主任，教数学。有位张燕英老师从北京来的，教语文，后来去了九江石化。还有张殿平、王树平、王光天、毕老师、沈老师、尹国章老师等，都给我们上过课。
那时候学校重视教学管理，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文化课学习，关心同学们的健康成长，老师们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学校组织的很多活动都是有声有色的，在厂里也是有影响的。大部分学生都能认真学习，上课注意听讲，积极参加学校和班里的活动。那时候地方和企业的学校都不分重点中学，学生们在炼厂子弟学校上学感到很自豪，有种优越感。
当然也有几个男同学挺调皮的，有的挺能打闹的，以至搞出一些恶作剧来。现在看来，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那时候的大环境、小氛围和现在比也不一样。
当时，“读书无用论”和“读书做官论”都有市场。同学们认识不一样，很多学生认为，以后不用考大学，学习差不多就行，反正将来不是招工就是下乡。也有很多学生还是挺好学习的，他们认为学好知识早晚会有用处的。
那时候学校教学每天都正常进行，上午两节课后，同学们原地不动即刻做眼保健操，每个教室有个小喇叭播放眼保健操音乐：揉心阴穴……四节做完后，各班同学马上一起轰轰隆隆的下楼，到操场集合列队做广播体操，广播喇叭放着熟悉的男音：下面开始做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最后是跳跃运动，一共八节，每天如此。
我在班里是班干部，班里大部分学生都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那时候比较封建，男女同学不怎么说话，有的在课桌上面划线不许越界。
假期老师特意把男女同学分在一个小组学习。班里有个同学叫刘丽玲，她学习很好，各门成绩都不错，别看她绰号叫“尖头”，那是调皮男同学给起的，其实她挺漂亮的，细高个子白净脸儿，挺爱穿戴的，家住三区东片。暑假我们分在一个小组，就在她家学习。后来她没毕业就走了，听说去了七公司。
后来我还曾经和赵学英一个假期学习小组，她家在三区上面那一片住，同学们在她家学习，有些调皮的男同学也能听她的劝说，这种分小组学习的效果挺好的。
初中的时候，别看有的学生个子不大像孩子似的，后来他们的变化是当时想象不到的。我曾和二区的唐文祥、一区的王才君同学在一起玩过，他俩都是南京人，有的叫他们南京“小偶子”，那时候他们个子不高，没有显山露水的地方。但是后来都发展的很好，唐文祥成为三维公司的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三维公司是个上市公司，在全国石油化工建设设计领域赫赫有名，效益可观。王才君去了九江石化，他也是高高的个子，干净利落，为人真诚实在，与同学们联系颇多，倍受推崇。
那时候，张殿平老师经常找我办黑板报。在一楼西门进去右墙是块大黑板，每期板报都得有小评论内容，我就针对学校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写些小评论，画些插图什么的。都是课余时间出板报，胡安栋同学经常当助手帮着，有时候办的很晚了，他爸爸赶来在旁边陪着。
那时候，李行、刘新生画画都很好。特别是刘新生的钢笔字很漂亮，经常写板报办专栏，老师经常让他刻腊版，其字体规整秀美，令人羡慕。
初中的时候，学校鼓励德智体全面发展，文体和社会活动比较多，感觉那时候学校很有生机。
学校有个广播室，就在大楼东头楼梯最上层的角上，间隔出来一个小房间。杨丽是广播员，每天定时广播一些学生稿件、通知什么的。
学校在大楼东边接出来一层大会议室。在这里有时开大会，有时办展览，有时文艺宣传队在此排练节目。
那时候没有电视，媒体传播渠道很少。大家都愿意看文艺演出，特别是看到身边同学的表演，感到既羡慕又赞赏。厂里有什么活动经常请学校文艺队演出节目。我班的杨华从小就是校文艺队的，舞蹈跳的不错，经常跳独舞，也和高玉刚合跳过双人舞。曹大祥很早就在文艺队演奏笛子。
张斌经常演唱那首阿尔巴尼亚歌曲。那时候有二十多个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在炼厂实习。当时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和中国关系甚好。为此厂里很重视，国家拨款专门为他们盖了一栋外宾楼，就是现在中齐宾馆前面那栋楼，现在是胜炼化工厂办公楼。
那时这座楼周围还没开发，楼里面铺着地毯，有做饭的，有服务的，配备有豪华大巴车接送他们上下班。那时候在学校操场一看到那辆大巴车，就知道他们又来踢球了。那些实习生足球踢的很好，经常和炼厂足球队比赛，欧洲人的脚下功夫是不错！后来又有一批阿尔巴尼亚的实习生到合成氨厂（后来叫第一化肥厂）实习，也住在这里。
再后来，实习生走了，这里成为总厂第二招待所，简称二所，后改为中齐宾馆。那时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所）在原公司办公楼，现在的齐都公安局大院里面。那时总厂指挥部在现在的消防器材厂下面位置，大沟南坡上面有几排平房。后来总厂搬到一所那里，成为总厂机关，直到年齐鲁石化公司机关迁至辛店桓公路现在的办公楼。80年代初30万吨乙烯建设上马，又建了第三招待所，简称三所，即现在的天齐宾馆，主要为来公司帮助乙烯建设的外国技术人员服务的。
话说回来，那时学校成立了美术学习小组。让我当组长，有十来个学生一起学美术，我们经常在一起画素描、写生。记得有李行，还有低年级的孔超、邵力敏、卢英等都在其中。后来他们都很有成就，邵力敏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并成为教授；孔超在曲阜师范艺术学院毕业，干过公司文体部长，很多作品获奖；卢英成为高中美术教师，专门带美术高考学生。我在美术这条道上只是爱好了。
记得初中的时候，从济南转来一批同学，有刘跃进、高泽召、孙春浩、郭光军等，他们这批同学一直说着一口济南话，至今还是。其中郭光军在我们二班，他刚一来就显示出书法文笔才华，写得一手好书法，特别是硬笔字，以其书法为基础，可行可草，潇洒自如，很是让同学们羡慕，很多同学受其影响并模仿学习。后来四班的赵永奇同学硬笔字就有明显的郭风，他现在的欧体书法写的非常好，几近如火纯青的地步。
学校很早就有工宣队了，也有军代表。记得军代表是个姓李的，李代表高高的个子，大脸盘，穿着军装。
工宣队队长姓梁，甘肃人，最早是从玉门来的。还有李建华、焦真等。焦真当时是厂团委的，她家是东营的，后来是第一批王寨知青总带队干部，再以后听说她在东营自己干，干的很出色。
工宣队李建华像个大姐姐，实际上比同学们大不了几岁，和同学们关系挺融洽的。那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她给我安排了任务，拿来挺厚一本有关反对儒家思想、王安石变法等内容的册子，让我刻腊版。我每天晚上熬夜刻，第二天就拿给她去油印，很多天才完成。
在初中的时候学校就经常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记得第一次参加军训就在学校的体育场，学校从部队请来解放军战士，教我们列队走步，持枪卧倒，摸爬滚打的弄了半个月，学会了打背包什么的，还组织野营拉练，去邵庄那边转了一大圈，对部队有了初步认识和体验。
学校有个校办工厂，在操场的东北角，这是一个平房小院，里面有几间房子，房子里有车床，有钳工器具，有火电焊和一些法兰、弯头、螺丝。最早在工宣队的白老师留校负责校办工厂管理，有个瘦瘦的王师傅也在那儿。记得有次，在校办工厂学工，王师傅教我们用白铁皮，学习如何下料剪切，再打成水壶。
初中时学校就多次组织到农村学农，去过毛托、边河等地方。那年秋天，我们去边河公社学农，同学们带上背包、钱和粮票，厂里的解放卡车送到边河。那时候边河还没有柏油马路，一条土路翻过大坡才到。我们住在学校，在地上铺的草席。每个同学被分在各农家吃饭。农活就是收地瓜。
那时大队长也是民兵队长叫王志江，他给我们讲村史，介绍情况。我和几个同学还到他家玩，看到很多民兵的步枪、机关枪都放在他家里。他弟弟叫王志武，和我们差不多大，我们混熟了，还一起到边河水库玩，后来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书信联系。
中学的时候，学习压力不大，没有那么多作业，所以，玩起来比较放松，什么都敢尝试。
我和唐文祥还有几个同学住二区，看大人们抽烟也想尝试，先是用丝瓜杆当烟抽着玩，后来就偷拿爸爸的烟，躲在角落抽几口。那时候大前门、琥珀牌的是带锡纸的香烟，算是好烟了，还没有过滤嘴的烟。
我们住二区的学生经常到山上玩。那段时间，台湾对大陆的攻心战接连不断，两次在大雨过后，我们在山坡捡到一些台湾撒落的传单，传单是彩色的，用比较光滑厚实的纸印着文字和图片。当时不可想象，台湾怎么能深入内地这么远撒落传单呢？后来知道可能是台湾用气球载着传单乘借向大陆方向的台风或风势高空飘过来的。那些传单都收缴到了保卫部门。
有一次，我犯了个大错误。我和班里二区的张、贾两位同学整天一起玩，有时放学后聚在家里收听外台广播，有美国之音，还有苏联和台湾的，当时敌台是不允许收听的，其实那时讯号干扰很厉害听不清楚什么。那会儿，张和贾两个不知为什么闹矛盾吵了起来，贾同学为了报复，就揭发了张同学偷听敌台，这就拔出萝卜带出泥，连我这泥巴一起带了出来。老师和校长对我们进行了谈话批评。我的班干部不让干了，以至影响以后进步。这事只能怪自己，后悔当初。
那时期，每家经济条件都差不多，没有明显的贫富悬殊。我家里每周至少能吃上一次肉。要去三区商店买肉，到了礼拜天买肉挺积极的，经常是我争着去。
三区商店还在现在这个位置，在卫生保健站下面是个很高的石头墙，下面是围成四方形的平房，东北角有个大门进去是百货商店，从外围转到南边是卖菜卖肉的地方。
那时候都还没有冰箱，吃肉现吃现买，都是当天新鲜的。猪肉价格很长时间稳定在5毛7分一斤。每次买三两块钱的就够一家人吃的了，包饺子、炒菜怎么吃都香。现在怎么吃都没有那感觉了，一点不香。
我们刚上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都喜欢戴军帽。把帽子里面垫上纸，高高的翘翘的，自我感觉良好。初中生也是半大孩子了，学着高年级同学，都想弄顶军帽戴戴。那时，我有一顶海军帽，是深蓝色的，由于海军帽更少，就更招眼了。有一次我戴着海军蓝在路边等车，有个小子突然从身后抓下帽子就跑，我来不及反应就没影了。那时候抢军帽的很多，军帽不是戴在我头上就是戴在他头上，哈哈轮着戴吧。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广场文化很兴盛。学生们除了上课，没有更多更好的文化娱乐生活。每逢厂灯光球场有篮球、排球比赛时，大家都跑去看。
露天广场经常放电影，广场比较大，前后两边都能看，只是在后面看字是反的。开始放的电影主要是革命样板戏以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什么的，慢慢的有些文革以前的老电影都可以陆续放了，如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再就是放了一些外国电影如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朝鲜的《卖花姑娘》、印度的《流浪者》、日本的《追捕》等，感觉开阔了眼界，大家都喜欢看。
后来炼厂建起了俱乐部，俱乐部是齐鲁石化最早的。那时候，根据情况有时发票有时卖票，经常有省市地方和部队文工团来演出，有样板戏，也有杂技什么的。曾经感觉演杂技的这帮人挺神秘的挺厉害的，就和几个同学跑到后台近距离看看他们，都化着妆，也看不出来什么特别的。
记得那次在俱乐部放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说是内部影片只放一场，厂里部分干部职工发票，大门把守很严。学生们当然都想看了，但是都没有票，俱乐部大门外人山人海，围的水泄不通，个别的从高墙往里跳。等演了一会儿了，看门的松了，大家才得以蹭进去，可是电影场里三层外三层的全是人了，别说是山本五十六了，就是三四五六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那时，真羡慕有个家人或朋友是俱乐部守门或卖票的。
过了两年上高中了。年级重新调了班，我被分在八年一班。教室在三楼阴面西北角，能看到北面的大沟。李英芬老师是班主任，教语文。王蔚老师教数学，后来是班主任。苗庆海老师教英语。
焦跃进是班长，李明是团支部书记，赵学英、田传珍、张秀芬是团干部，徐晓华是英语课代表，秦黎是数学课代表，刘岩是化学课代表，姜萍是物理课代表，我是语文课代表。
那时一班风气挺正的，新同学在一起，各自特点不一样，但是共同点是集体荣誉感都很强，团结友爱。李明处事稳妥，为人实在，人缘很好；焦跃进学习很好，聪明伶俐，经常讲些在青岛八大关玩的故事；张清新学习不差，不耽误玩，反应快，是性情中人；程贯桐学习之余好看些课外书，给同学们讲起水浒、三国故事滔滔不绝，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他待人做事真诚实在，有号召力，一些调皮学生也都跟他一起玩。班里还有彭焕丽、刘淑芹等一些女同学，有的整天抱着书看，互相交往都挺好的。我是属于那种比较随和，基本上都能玩在一起的学生。比如班里的朱建国，家住山后大武车辆段，我和同学经常去他家里玩，到以后一直保持联系。
高中的时候，班里政治气氛比较浓，很多同学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团组织。在学习上大家该怎么学就怎么学，没有更高的期盼，看到比我们高两级以上的几届学生，都招工入厂了，大部分学生感觉学点基本知识就差不多够用了，早晚都能招工，再说自己学习好坏也定型了。
有的同学想法不一样，比如林逸清同学就对学习很执着，不管别人怎么闹都不能影响他，他依然稳稳的坐在后排座位上写作业，背英语单词，有股孜孜不倦的劲头。
学校办了一个文学刊物，是由上年级同学操办的。有好的作文给予刊载，用腊版刻印成油印本，两个月一期，发到各班。那时候我感觉自己的作文差不多该刊载了，可就是没音讯。看来这刊物没给大家留下多少印象，连刊物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几乎被遗忘了。
说起来，有几位外地调来的同学给班里带来了新鲜感，活跃了气氛。王春峰是从济南来的，父母都是省里来总厂的干部。她给人的感觉是直爽大方，有活力，不封建，爱交流，很快就融入集体。她短跑、跳远等体育项目挺好的，参加学校运动会很给力，为班里得了很多分。
从北京来的一批同学，有在四班五班的，我们一班有徐晓华、蒋维明，他们父亲都是石油部来研究院或总厂的高级技术领导。在班里他们的学习基础很好，带动了同学们的学习，同学们都愿意与他们交往交流。
蒋维明的黑管、手风琴吹拉的很棒，经常在校文艺队演出。篮球打的好，在校运动会上赛跑、跳高都为班里得了分。他写的作文《星火日夜百货商店》，以流畅的文笔描写了北京的一个商店晚上营业的场景，好似看到柜台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络绎不绝的身影和反映当时物资丰富、街道繁华的景象，老师在班里读了这篇作文。
有段时间，学校晚上很热闹。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晚自习，但是经常晚上大楼灯火通明，很多班级的学生自发的到校学习做作业。教室的六根日光灯管格外亮，映照着楼前操场。尤其到夏天或是学校开运动会前夕，晚上来操场进行体育项目练习的学生更多。
高中时，学校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就更多了。我们要轮流去砖厂劳动。砖厂在大沟俱乐部西边，是现在炼厂菜市场路西公园的位置，那时这位置还是大沟。砖厂有个大个子胖胖的王师傅带着同学们干活，有和泥的、操作切砖机的、推小车运砖的、垒砖和装窑的。砖厂都是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是也有收获，起码知道了红砖头是怎么做出来的了。
那时候，学校高年级要轮流挖地道。地道口在操场的东面下去一点，旁边有块牌子：备战备荒为人民。地道口垂直到地下有10多米深，有个铁框子电梯上上下下，洞口下去往西再往西南方向走，有两三米宽，一人多高，二百多米长。
同学们有分工，有在前方挖土的，有推小车运土的，有开电梯的。夏天学校每天烧好了山楂水装满了一大白搪瓷桶送到地道口。每个班干一个星期再轮换。
有一次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调皮，操作着地道口升降电梯，两个女同学坐的电梯升到一半时突然停了，待了挺长一会儿不动，女同学喊：怎么停了？男同学回喊：停电啦！其实是在逗她们玩。
那时候同学们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劳动吃的比较多。所以都有粮食补助，按照粮证供应学生每人每月定量是24斤，另外再补足到28斤，每个季度由班干部领回来补足的粮票发给大家。
要说同学们感到最有意思的还是去潍北农场劳动。潍北农场是炼厂早期在潍坊寿光北部靠海边的地方开辟的农场。那里是盐碱地，水洼地多，可以种水稻。北方的大米生长期长，比粮站卖的线儿米可好吃多了。炼厂职工每年都轮流去劳动。我们年级同学先后去过两次，一次是插秧，一次是收割。
每次去劳动，虽然很累，但是同学们在一起都很快活。那时候男女同学分别住在两个挺大的房间，每个班有两个女同学到食堂帮厨，打饭卖菜，我班是邢少云去的（还有谁忘了）。同学们在家吃惯了，吃起食堂的饭菜感觉特别香。大家都提前买好了饭菜票，各种各样的菜都不贵，有茄子、黄瓜、洋葱、辣椒、土豆什么的，特别是红烧肉做的很好吃，一份才两毛五分钱。食堂打饭的也有职工也有学生，掌勺的女同学看到咱同学们来了，手一哆嗦就多打在碗里几块肉，这事儿同学们心里都有数。
劳动之余，一大帮同学还出去玩，往东走三四公里是炮八师部队，再往东走那边很多水塘，那一带人烟稀少，鱼很多。记得程贯桐、韩忠山、林喜全、邹德华、王才君、李明、王德志等很多男同学，在一个大水塘里捉了一大盆鲫鱼，回来让食堂给做了鱼汤。
那时候去潍北农场来回都是乘厂里的解放卡车，同学们都坐在车斗里面，行驶的路上，有个同学趴在驾驶室小后窗上看着说：哇！这车都跑60迈了，太快了！那时候是感觉快，可现在想想，60迈算什么，现在60迈连高速路都不能上，真是感觉不一样，变化太大了。
转眼间快高中毕业了，学校组织了毕业前的进厂实习。同学们先后在电气、联合装置、化验室等车间跟着工人师傅一对一的学习。记得联合装置的何师傅、化验室的吕师傅认真带着我学习操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年6月，我们毕业了。7月我下乡了，开启了我的知青岁月。
后来我知道，曾经我的母校，炼油厂子弟学校改成一中了。随着公司发展，齐鲁30万吨乙烯建设，职工家属越来越多。组织管理机构也不断变化，炼油厂、一化、胶厂、二化、机厂相继有了学校后，公司有了教育处。教育处长是张瑞凤，他是从省委组织部来总厂的，后来他是公司党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
公司教育处撤销后，成立了子弟总校，作为公司的一个二级单位，所辖6个中学，9个小学，曾经张华温、张立业老师是总校的副校长，郑玉丰在技工学校当副校长。再后来，学校完全移交地方，总校没有了，子弟学校更是没了踪影。
每当看着王蔚老师拿来自家相机和同学们在三区半山腰上的合影时，我不禁想起中学时光。我忘不了临近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畅叙友情，展望未来的情景；忘不了老师们曾经为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忘不了我人生中那段珍贵美好的中学时光！（完）
注：本文仅以个人角度为线条叙述，因时间仓促，记忆模糊，未能精雕细琢，难免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或有很多精彩片段被遗漏，望老同学们和炼油厂的朋友们指正。可及时补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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