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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哲罗普洛斯在边境线上写诗

来源:萨拉热窝 时间:2021/3/31

年的1月25日,安哲罗普洛斯在雅典拍摄电影《另一片海》时,在街边遭遇车祸逝世,享年76岁。

安哲罗普洛斯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留下的电影却会永远留在影迷心目中。那些凝聚着光与尘的影像,将永远提醒着我们一位大师的存在,以及他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的时间与情感。

他离去时,整个希腊为他哭泣;他离去后,所有影迷也会永远缅怀。今天,我们一起跟随这篇文章走进安哲罗普洛斯的影像世界。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年4月27日出生于希腊雅典。希腊大师级导演、编剧、制作人。年执导长片处女作《重建》,影片获第2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国际影评人奖;重要的代表作品有《塞瑟岛之旅》、《雾中风景》、《永恒的一天》、《哭泣的草原》。年1月25日,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在雅典拍摄电影《另一片海》时,在街边遭遇车祸逝世,享年76岁。

本文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雾中风景》电影剧照

“不是失去什么,而是平稳地继续向前,开辟新的道路,向着平原和大海的方向。”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1.

安哲罗普洛斯喜欢说:“历史并没有死去,只是打盹了一回儿。”

年,希腊发生内战,安哲一家蒙难。他的父亲被堂兄弟举报,“解放希腊人民军”的共产党人以自由主义者的罪名逮捕了他。几个月后,父亲被释放,穿越大半个希腊回到家中。这个恐怖而荒诞的事件让少年安哲心有余悸。

多年以后,他把这一幕放进了电影《重建》,片中的角色斯皮罗的原型正是他的父亲。当他开始拍摄《重建》时,他记得有一个下午,在那个小村庄。天下着毛毛雨,薄雾笼罩空山,村庄已被遗弃。大多数村民迁往德国,他们都抱着一个改善生活的梦想。只剩下几个身穿黑衣、在幽暗的灯光中恍惚可见的老太太行走在狭窄的小路上。他听到一个衰老而嘶哑的嗓音唱着一支极古老的歌。这是个老人在唱:“噢,小小的柠檬树……噢,小小的柠檬树……”

《重建》是一部阴郁的电影,它以一件发生在希腊北部最贫穷、落后的伊庇鲁斯地区的情杀案为楔子,勾勒出希腊贫穷村庄的社会生态。青壮年纷纷逃去德国赚钱,传统农村社会土崩瓦解,留守的家庭如同苟延残喘的瓦房。在《重建》里,村庄成为历史的遗弃者,当村民站在路旁控诉男女二人,人心的直接与荒诞油然而生。安哲要讲的不是凶杀,而是历史对失落者的放逐。

如今,如果从雅典到莫斯科,需要翻过巴尔干半岛,穿越多瑙河、第聂伯河,但在安哲的少年时期,也许一出门就能看到斯大林的军队、列宁的雕像。前苏联是一个庞然大物,一度满载希望,一度冷酷无情,安哲见证了它的壮大与衰败,在他的电影里,前苏联的符号俯拾皆是。《哭泣的草原》,奥德萨红军奔赴希腊;《流浪艺人》,有人在高歌无产阶级的旋律;《尤利西斯的凝视》,曾吟唱喀秋莎的地方,列宁的雕像却被推倒。

最显著的还是《亚历山大大帝》。这是讲斯大林的片子,片中的亚历山大是斯大林的投影。这部电影让安哲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也标志着他拍摄主题的转折。这是安哲最后一部直接反映政治和民主的政治电影。他曾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一部深入解剖自己的作品,是长时间以来相信的一个梦想的结束,以一个充满希望和变革的时代终结为主题的一部作品。对我而言,是一部超越了极限的电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历。”

在《亚历山大大帝》里,安哲刻画了一个自由主义战士的堕落史,昔日的豪言壮语都成了巨大的讽刺。安哲对权力怀有巨大的警惕,他认为权力可以腐蚀所有一开始为真诚的理想主义而奋斗的人,他的政治电影喜欢反映“英雄的荒谬”,梦想改变世界的英雄,最后却被唾弃,或者让世界更糟,比如《塞瑟岛之旅》,曾经相信历史理性主义与政治变革的人,当他们“为革命牺牲了自己拥有的一切的30年后,他们自己反被所有人遗弃。”

拍完《亚历山大大帝》后,安哲聚焦于“流浪者”,政治从主题变为背景。政治动乱中,个人只能漂泊无定,他们在异邦的篝火旁起舞,在静静的河边吟唱。有人写信:“梦见你弯下身来,伸手触碰这片湿漉草地。当你抬起手时,几颗露珠…竟如泪光般地落下……"还有人默默低吟:“在你蔚蓝的充满爱的目光里,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甜美的梦想,就像在黑暗的夜晚,碰上叫你的心脏的暗礁而沉的船一样。”

早在那时,安哲已经对长镜头的艺术信手捏来。他对长镜头的迷恋始于学生时代。有一次课堂教学,安哲迟到了,教授要他交一个短片的镜头脚本,他问同学要了一根烟,用烟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说:“这就是我的脚本,一个°的全景镜头。”教授恼羞成怒:“你不是来学习这个的!”安哲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实验,如果学校里都不能实验,那还要去哪里?”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是那位老师的态度。后来,当安哲的短片放映完毕,全班起立鼓掌。那位老师说:“我知道你们不是给电影鼓掌,你们是在赶我下台!”

安哲因此被学校劝退。许多人为此抗议,包括任教于此的萨杜尔,但结果没有改变。安哲不为所动,继续看阿伦·雷乃和戈达尔的片子,他向往法国,不仅仅是因为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他爱司汤达的《红与黑》及《巴马修道院》,也一度沉浸于加缪的反抗哲学。在服了两年兵役后,他拽着手上的船票来到塞纳河畔,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谋生。夜间搬运、卖地毯、去夜总会唱歌,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底层认知,而在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进修,让他掌握了更专业的导演技术。

在巴黎,安哲加入了左翼。他在五十年代参加了一些学生示威,比如支持塞浦路斯,但每当左翼与右翼的学生在广场上打起来,他就会离得远远的。安哲曾经也激进,也对革命抱有希望,但家庭的创伤让他心有余悸,渐渐的,安哲一点一点地在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批判斯大林主义,刻画革命幻灭的悲伤,在年的《流浪艺人》里,他以流浪剧团的巡演为背景,通过闪回讲述了希腊年梅塔萨克斯将军专制统治到年到帕帕戈斯右派将军上台的历史。通过口述和广播,我们知道剧团一再地被各种政治事件中断演出,从专制的将军到纳粹入侵,从恐怖空袭到暗夜的枪声,影片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当德军撤退,希腊士兵骑马狂奔,人民在集会中欢庆,一些人高举马克思的头像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声震天响,但很快,枪声袭来。“那一天,垃圾的广场将会变成武器库吧,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唱的不是赞歌,而是诗吧,不会屈服于暴虐吧。对满身伤痕的自由充满希望吧!”时间的废墟冲散了梦幻。

回顾半生,安哲曾说:“我是战争的孩子,记忆中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战争警报声,而第一个画面则是纳粹军队侵占雅典的场景”。德军对希腊的侵略被投射于《塞瑟岛之旅》开幕的一场戏:指挥交通的年轻德国士兵被一个孩子触碰肩膀,这个小孩随即跑入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窄道中,而士兵就在后面追。

年梅塔萨斯独裁、年二战、年内战、年军人政变、年军政府倒台,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曾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但在二十世纪,希腊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一个被反复侵略的失落之地,巨大的落差感烙印在安哲心里,也影响了他对历史和世事的看法。历史未必是线性上升的,也可能不断下坠,历史成就了多少胜者,就放逐了多少输家。安哲罗普洛斯用电影写诗,他一生致力于拍一部电影,所有的影片只不过是这一部里的不同章节,他在讲“人类的宿命”,也在记录被历史放逐的人。这些放逐者被战乱、种族清洗等外因赶走,有家不可归,能归已无家。

所以,在《哭泣的草原》,夫妻于俄国革命时被离开家乡;在《尤利西斯的凝视》,希腊裔美国人重归故里,已是物是人非;在《塞瑟岛之旅》,村民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走向分裂;而在《重建》中,安哲写村庄的琐碎,更在写迷失的希腊;到了《永恒与一日》,伴随着卡兰曾卓的音乐,老人穿越一条条边境线,在有限的瞬间试图触碰永恒。

《哭泣的草原》电影剧照,树上挂的是羊

2.

电影批评家戴锦华曾出过一本书,叫《雾中风景》,这个名字其实取自安哲的同名电影。电影《雾中风景》有这么一个故事:乌拉和弟弟亚历山大听妈妈说起从未谋面的父亲,说他远在德国,他们决心踏上寻父之路。然而,母亲说的是一个谎言——他们只是这个世界上某个男人的私生子。而在电影的开头,乌拉对弟弟说:“起初,只有黑暗。后来有了光。光从黑暗中分离;大地从海里浮现。又产生了河流、湖泊。山也被创造。然后是花朵、树木、动物、鸟儿…”

这是一个指向《圣经》的故事。安哲的内心埋藏着一位失落的父亲。“被带走的父亲的消失——我们不知他是否还活着——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沉重的负担。”《重建》以父亲的归来作为开场,《雾中风景》等与寻父有关。安哲说:“这个父亲或是真实或是虚拟——但他是整部电影的中心人物,主角。”

可父亲在安哲的片中模糊不定,甚至到片尾,父亲也未必出现(《雾中风景》)。在路上,舅舅就曾告诉姐弟俩:“德国……真是个极大的谎言……”但姐弟俩仍要去寻找,寻找那一片远在德国的“雾中风景”。

这像是一个存在主义故事,多少反映出安哲在那一阶段的哲学思考。乌拉和亚历山大表面上在拥抱一个巨大的谎言,但他们旅途上感受的一切都是真的,流浪小提琴手的演出是真的,乌拉对奥列斯特斯的爱是真的,亚历山大对路上垂死马儿的同情也是真的。他们寻找自己的起源,也在一路上成长,安哲写出了一个温情的故事。

在《雾中风景》最初的剧本里,安哲本想让姐弟俩消失在雾中。他的女儿看到剧本后哭泣:“父亲在哪里?家在哪里?”安哲于心不忍,这才改写结局,让姐弟俩抱住雾中的生命之树。他对女儿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新创造这世界。像这样,手轻轻一挥,雾就会消失。”

《雾中风景》和《塞瑟岛之旅》《养蜂人》组成所谓的“沉默三部曲”,亦是寻父三部曲。《养蜂人》中,有人问:“斯皮罗去了哪里?”斯皮罗在不同的影片中出现,他是一个大写的父亲意象,这个父亲总是被寻找,却总是在失落。但安哲要追问的不只是“父亲”或“上帝”,他渴望探索,哪里才是灵魂的终点?哪里才是生命最后的归宿?或许,兰波已经给出了回答:“心灵不在她生活的地方,而在她向往的地方。”

父亲和故乡有时候是含混的,他们共同指向过去。《雾中风景》,两位姐弟远赴梦德国寻找虚构的父亲;《塞瑟岛之旅》,主角在海外流亡三十二年之后,重返家乡的旅程;《尤里西斯的凝视》,一位导演寻找马氏兄弟未被冲印出来的三卷底片,他追随马氏兄弟当初拍摄的脚步,横越巴尔干半岛,可是,他疑惑道:“我们已经跨过多少边界,但我们还在这里,还要跨过多少边界我们才能到家?”安哲说:“对我而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能跟自己、跟环境和谐相处,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只要一走开,此刻的故乡就永远不在,无论是归来时,还是记忆深处的,都是陌生的故乡。

《雾中风景》也开启了安哲对于“边界”的探讨,之后的电影里,国家边界线成为他的电影的一个重要隐喻。在《鹳鸟踯躅》里,军官在边界线上抬起他的一只脚,他感慨,只要他把这只脚放下,他就会死;在《尤利西斯的凝视》里,安哲通过角色发出质问:“我们已经跨过多少边界,但我们还在这里,还要跨过多少边界我们才能到家?”

边界的荒谬在于——它随时可以因战争或交易而改变,却轻而易举地改换了当地居民的身份、国籍,乃至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动荡的巴尔干半岛,乃至先后处于纳粹和前苏联阴影下的东欧,边界线的改变更是和政权更替一样频繁。安哲行走于这样一片土地,对此心有余悸。

也正是因此,安哲深深体会到“强人意志”的可怕,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乃至希腊的将军们,他们都想改变世界,可最后呢?多年以前,安哲曾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他说:“人不能改变世界。你知道人多么经常地尝试改变世界,同样的故事一次次重复,最终他们总是牺牲品,几代人迷失其中。

安哲一直试图拍摄史诗,但事与愿违,他最拿手的反而是抒情长诗。安哲的抒情从不是激昂壮烈的,阴郁、洗练是他的特质,和一般的抒情诗人不同,他的镜头语言如此克制,《哭泣的草原》末尾的绝望喊声、那种撕心裂肺的情绪并不多见,他对待电影显得理性而隐忍,但剥开理性的外壳,电影的抒情性十分明显,总有一个诗人气质的角色牵引着观众,在空旷灰冷的画面中,安哲的影子其实格外明显,人物在他的电影中扮演着诗歌中的意象,电影折服我们的也不再是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是整部电影的抒情气质,那是安哲的作者气质。

如果说王家卫拍的是都市的失落者,那安哲拍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失落者,放逐是他永恒的主题,个人冲破集体的迷思,告别革命与英雄,却活在了举目四望空一人的落寞中。在安哲的镜头里,老人和孩子是主角(《永恒与一日》《雾中风景》《哭泣的草原》等),又是携手同行的伙伴,他们逃离固有的生活,好像要寻找什么,却只能找到追寻之物的遗迹,甚至什么也找不到。《永恒与一日》中,当老人与孩子在路旁,孩子准备离开时,老人终于忍不住,要他回来,理由是“你离船来还有两小时,而我只有今晚”,可孩子还是走了。老人依然在路上,从黑夜到黎明,他看到年轻时所见的大海,也听到手风琴的乐声;他目睹了边境线的变化,也与迁徙者擦肩而过。当他面对大海,问妻子:“明天有多远?”妻子说:“永恒加上一日。”

安哲罗普洛斯部分代表作品海报

3.

《永恒和一日》后,安哲罗普洛斯一度息影。他有足够的资本躺在功劳簿上,一系列的终身奖项等着他,但四年过后,安哲又打起了“希腊三部曲”的主意。

“这几年来,我逐渐成为展示自己的博物馆,到处是我的回顾展和各种锦上添花的荣誉。电影在我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失去了重要性。但我希望提醒新一代人重新发掘电影,我要像一个不肯消失的灵魂,站在电影院不肯消失的银幕前面,呐喊着提醒人们:电影仍然存在。”

其实,比起崇高的大词,倒是有一个更通俗的原因解释安哲的归来。比起忙碌,老人更怕寂寞。当一个人习惯了拍电影的节奏,要他停下来,比让他日夜赶工还难受。

为什么去拍“希腊三部曲”?安哲不仅想对二十世纪做出自己的回顾,也想对冷战后的历史,这段还未结束却被断言为“历史终结”的历史做出发问。20世纪是一个萎缩的世纪,也是一个战争的世纪,以热战始,以冷战止。一战、二战、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柏林墙、原子弹、萨拉热窝、艺术革命……所有这些一层层剥开还剩下什么?“在这个世纪我们曾经充满希望,我们在历史中从未见过世界发生这样的变化。但到了这个世纪的结束,剩下的却是苦涩……”

“希腊三部曲”说的是宿命,《哭泣的草原》《时光之尘》都是在讲人的命运和悲剧。第三部《永恒回归》如果上映,也将循着这个母题。

但安哲不是绝对的悲观者,比起集体的热烈狂欢、历史进步的颂歌,他更留恋的是“此刻的温存”,是“空想暗含的激情”。他举过一个例子:

“有一群人闯进了导演住的酒店,砸毁了所有的电视机,在大厅地板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图案——一个身负双翼的天使伸出手,探向另一只翅膀。我们总是向往不可能,但在我看来,正是有了大大小小的空想,人才能够前进。”

年,在一次关于自己的电影回顾展,安哲被问及:“你喜欢作为一个导演的生活么?”他回答:“有首诗说,上帝给予人各自的死亡,每个死亡都有其必然性,有其节奏,有其感觉。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意死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

比起集体的狂欢和历史的颂歌,安哲更留恋“此刻的温存”,是刚好在十字路口,陌生人短暂的拥抱。水、雾、灰尘,安哲让他的影像置身在朦胧之中,为现场平添出模糊的气息,唯一没有模糊的是情感——小人物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乃至对故乡的愁思。安哲镜头里的人物沉默寡言,内心却藏着千言万语,他呈现政治,书写迁徙,为的不是政治和迁徙本身,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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