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要想作为影响大国战争与和平关系的主要变量,至少应该满足的条件是:存在意图和战略效果的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将风险已知作为影响安全困境效应的核心依据。风险型决策通常意味着概率已知、不确定性决策则是对进程与效果的完全失去预测能力。当然社会科学的事件又哪有多少可以真正做到预测呢?只要涉及到人心,就很难实现完全的与事实相符、至多是接近事实。而且有时常识性的经验认知(那种类似俾斯麦的政治家老练可能要好于所谓的数据测算的结果),尤其是对战争问题而言更是如此。这是笔者在本文提出的新的思考,先做个记录,以后在转换为长篇的文章。
修昔底德的一句名言耳熟能详:“雅典权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不少学者把它解读为安全困境的案例,并映射当今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当然也有反对声音,认为两国不存在安全困境,主要的理由是都具有显著的修正主义意图、并且两国的海陆地缘竞争是有明确的争霸目标,不符合安全困境的意图不确定性分析。
实际上,就笔者看来,无论是否能够证明安全困境的存在问题,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关键问题,即发生在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是风险已知还是真正的不确定性?如果只是风险已知(即概率能够测算,例如买彩票的中将概率很容易根据彩票总数和购买人数算出),那就是已知的必有一战或真实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当然就很难说安全困境这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战略变量能够起到核心作用;如果能够证明两国的冲突并非风险已知,而是真正的不确定性,在意图和战略博弈复杂多样的国际环境中,就很难说安全困境没有发挥主要作用。这种风险已知与不确定性的风险未知,在笔者看来让安全困境的分析可以有更多的理论维度阐述。
如果不存在安全困境,需要论证雅典与斯巴达至少有一方是蓄意领土兼并和全面战争,那两国的战略关系演绎逻辑就非常接近都对战争风险和可能结果已知。问题在于扩张性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可能存在安全困境,即在彼此没有毁灭性目标的情况下,为了有限的扩张性利益是否以及付出多大权力资源来维护扩张性收益?如果将战争归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语境下的体系结构,那自然可以相对忽视安全困境,但是战争爆发根源从来都不是单一分析层次可以决定,是否存在安全困境还要考虑彼此的维持现状/修正主义动机和转换输出的战略行为互动。伯利克里的演讲、波斯帝国的离岸平衡手、第三方小国的联盟牵连、领导人的错误知觉等都起到了一定作用。雅典可以视为范围狭小的海洋帝国,但斯巴达很难用帝国来概括,真正的同时期帝国只有波斯。此外,帝国这里是中性概念,并不代表扩张性,两国也并非要将殖民利益贯穿于争霸战争的始终。考虑到战略博弈的真实复杂性,很难认为一切都能轻易模拟为风险已知的环境,至少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案例做不到这种精确(供参考,可以有不同想法)。
同理,对威廉二世德国与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海权竞争与之后的战争悲剧的关联,也是有很多争议,一个焦点就是海权竞争与一战的关联到底是直接还是间接?是否存在一个安全困境变量主导的螺旋冲突模式让英德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笔者认为,无论是否能够证明两国存在安全困境作为走向战争的主要变量,都需要在~年这段历史时期梳理四个方面的历史细节以及不同历史维度之间的交互性影响。
问题一:德国的提尔皮茨计划是否要取代英国海上霸权?
根据第一个历史问题:如果德国并非要挑战英国海上霸权,就不能推理出英德的战略竞争是全面的系统的,而很可能是局部的有限的,提尔皮茨的海上战略是以英德外交环境不要过度恶化作为前提,且德国具备一定的动机要通过提升海上战略地位来迫使英国与之结盟,这与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德国的战略模式如出一辙,只不过二战德国意图通过陆军和空军逼迫英国妥协,一战之前德国是希望通过海军做到。
问题二:海军竞赛是不是导致英德开战的直接原因?
笔者认为只具有间接的变量机制:海军竞争→强化了英国对德国的威胁预期和错误知觉→让英国产生了过度防御心理→英国寻求法俄同盟以及提升无畏舰竞争→反过来压缩了德国的战略选项、螺旋升级陷入了负面影响的战略互动模式。当然即使是间接的变量机制,也应考虑到系统效应:如果没有英德海上竞争,可以肯定英国的大陆联盟战略很可能迟滞或不执行,即使欧陆爆发小规模冲突,法俄对德开战的决心会下降,德国的安全感很可能更大,在历次国际危机中欧洲各国承担战争风险的决心也可能下降,那么即使有萨拉热窝事件,会不会只是类似摩洛哥危机的悬崖勒马解决尚未可知。
问题三:一战的起因到底是结构性主导还是单元动因主导?
战争起因通常包括深层原因与直接原因,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大国战争案例,很难区分什么是结构原因或单元层面的原因。比如一战前的国际危机爆发了多次,每一次的危机都加深了对彼此的怀疑和安全担忧,这种心理威胁认知的不断升级,作为进程性的变量,很难界定到底是直接原因还是结构性原因。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在安全困境机制下发挥极致,还涉及贸易-安全困境(从俾斯麦时期就担忧德国的贸易前景,所以在年后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达到了一战前的90%)、联盟-安全困境(德奥捆绑以及法俄捆绑),很难认为安全困境没有起到主要作用。一战并非不可避免,主要参战国尽管都迷恋于进攻性战略的运用,但当时的确没有一个希特勒这样的全面修正主义者。德国在一战前史无前例的强大(超越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的德国,即使希特勒德国和冷战后德国统一也没有做到威廉德国的那种荣耀和强大)。此外,威廉二世在战争中能够起到多大的决定权,仍有待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
问题四:威廉二世德国对英国有没有征服心理?
即使勉强说有,至多是战争爆发之后的冲突升级心理使然,并非德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威廉二世在一战前从来没有试图吞并英国,而是希望换取英德结盟的筹码或其他欧洲国家追随德国。英国在德国看来是法俄两国的希望,德国一直希望英国可以在战争状态中保持善意中立,尤其是不要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或威胁德国的海外利益。德国对英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减少英法与英俄的地缘政治合作。只是德国错误了估计了两点:英国放弃了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很多利益、将海军主力部署在了北海;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在英德三次结盟尝试未果后选择在远东拉拢日本、日俄战争后又不断强化与法俄的军事合作。
总之,安全困境作为核心的理论与战略概念,绝对还没有达到研究程度的饱和性,仍然可以实现和其他理论概念与历史过程追踪的结合,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出现。
爱心花射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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