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书籍：《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俄国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导师，曾出版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作序的《共产党宣言》。-wikipedia普列汉诺夫在这本书里对“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这本书也是RayDalio《原则》中提到的几本书之一。
这里先讨论第一部分，即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历史具有偶然性。
以中兴汉朝的光武大帝刘秀为例。
倘若昆阳之战中，王莽并非召集了四十二万部队而是四万两千部队，这样就不会为了避免军队的大混乱而下达各部没有指令禁止行动的命令；小股部队被刘秀突袭后，周围部队跟上救援，可能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就不会倒下，王莽新军也不会不战自溃，那么刘秀则很可能会失败。
又或者说刘秀在激战中不幸中流矢而亡，那么昆阳之战也很可能会失败。
又假如说昆阳守军坚持不住，提前开城投降，那么昆阳之战的结局就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抛开昆阳之战，又假设说义军所立“更使皇帝”稍稍有些能力，则可能在杀刘秀哥哥的时候一并杀掉刘秀；又或者说“更使帝”倘若有些影响力，刘秀北巡时也不会得到那么多地方诸侯的支持。
凡此种种都是说明，并没有一个像电影剧本的东西一样，写明了刘秀一定会中兴汉朝，很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刘秀并没能中兴汉朝，我们历史上的“东汉”也就不复存在。
再说后周世宗柴荣与宋太祖赵匡胤。
柴荣在三十九岁英年早逝，其子柴宗训即位时仅七岁。三十九岁即使以古人的角度来看，也还实属壮年，难道有个“生死簿”上面写着柴荣一定会在三十九岁时死亡吗？
倘若柴荣没有在三十九岁时死亡，而是再过个十几二十年才逝去，我们不去考虑燕云十六州是不是能够在柴荣有生之年收复。只是这种情况下，赵匡胤面对的将不再是年仅七岁的小皇帝，而是二十岁的青年皇帝，倘若赵匡胤还是想来一次“陈桥兵变”，能否真的“黄袍加身”又是两说。
换言之，同样没有一个剧本写好赵匡胤在公元年一定会建立宋朝，可能是提早或推迟，也可能这个事情都不会发生。
再说到崇祯。
假设崇祯之前的逃离北京的计划没有提早暴露，又假设说崇祯不愿意煤山上吊，决定城落之前南逃，同样没有任何剧本写明了明朝一定会在年灭亡。
历史具有这样的偶然性。
或许你不认同上述的某些假设，但是翻开五千年的历史，你能说那么多的事件都一定会是历史上的那个走向吗？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告诉我们，一丁点的改变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那么如果“偶然”足够多，是不是事件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并非如此，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都学过，一战二战的爆发实际上有深刻的原因，而“萨拉热窝”这样的事件只是导火索而已，斐迪南大公的车如果出现在另一条街道上，也只是延缓战争的爆发而已。
这说明，历史又具有必然性。
而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指刘秀一定中兴汉朝，赵匡胤一定建立宋朝，明朝一定在年灭亡这样的情况。
而是指王莽的“新政”一定会被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一定会被终结，明朝的百姓最终一定会过上富足的生活。
这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最核心的汇合点在哪里？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这样表述历史进程的方向：
……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我深以为然。
王莽的“新政”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五代十国连续更替使得民不聊生，明朝晚期朝政的腐败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
如果内部不能自我变革，不能顺应历史进程的方向，那么即使没有刘秀没有赵匡胤，也会有其他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新的变革没有解决问题，或者是又重蹈覆辙，那就会是像五代十国一样频繁更替，也会像秦朝隋朝一样二世而亡。
当然，其他大的王朝几百年就改朝换代也是如此这般。
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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