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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加印度金三角六天游出发当日，在白云区乐嘉路1号广之旅总部留影。年7月19日上午摄。
五四运动广州的响应
前文说到，年5月，孙中山在自己发起的护法运动中，因受到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的排挤，在护法军政府内被架空，于是愤而辞去海陆军大元帅一职，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看清了南北军阀其实是一丘之貉，都是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支持护法是假象。年2月下旬至5月初，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因屡成僵局而破裂。此时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孙中山受到很大的鼓舞，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年5月4日，首先在北京爆发由爱国学生、工人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又称“五四风雷”），其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当时，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和会，却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大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送给了日本，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极妙地诠释了“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内涵。问题是：当时羸弱的中国为什么要加入欧洲的战争？巴黎和会上中国受辱的消息是如何传回来的？
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一个月之后（7月28日），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当时，全欧洲总共18个国家，有12个国家卷入战争，占比将近七成。它们分成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和协约国（塞尔维亚、英、法、俄、意、比、日、美）两大阵营进行撕杀。一战结束后，欧洲国家总数由18个分裂成27个；到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又从27个猛增至44个！
意大利原本属于同盟国，但考虑到利害关系，却加入到协约国阵营作战。日本为了在东亚扩张势力和侵略中国，以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于同年8月7日夜通过了参战决定。次日，日本舰队便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15日，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3日之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交由日本接收。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即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
一战爆发后，中国北洋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希望欧洲战火不殃及中国。为了防止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北京政府又公布了《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24条。这与其说是明智的选择，还不如说是无奈之举：中国当时太贫弱了，没有能力参与任何一方作战，再说中欧相距遥远，欧洲战争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不仅参战要有实力，就连保持中立同样需要力量为后盾。羸弱的中国希望中立只是一厢情愿，变成“中而不立”。
日军在山东登陆后，北洋政府于9月3日照会各国公使，被迫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出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的区域作为列强的交战区，企图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避免战火在华蔓延。但是，日本对此置若罔闻，甚至警告中国政府：“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中国必须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真是强盗啊！谁叫你羸弱呢！日军登陆后沿铁路西进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于11月7日攻占青岛，北洋政府尴尬了！
当时，中国还是袁世凯掌权的时候。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Morrison，-年，出生于澳大利亚）说，袁世凯预计日本可能借大战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为避免这一结果，他曾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年）提出希望参战，表示中方愿意出兵5万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藉此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是，朱尔典认为与中国合作是多此一举，拒绝中方提出的参战要求。狡猾的日本对北洋政府的用意洞若观火！
图1：圣彼得堡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时任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年，爱知县海东郡人，明治、大正期间外交官、政治家，日本第24任首相）警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年，字润生，浙江海宁盐官人）称：“区域有限，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他又欺骗陆宗舆说：“此为永保东亚和平起见，并无占领土地野心，且对中国诚表友谊，特此通告。”在英国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上当时云南爆发了蔡锷等人领导的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了。
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双方消耗巨大，却还看不到战事结束的前景。协约国为了集合更多的国家对抗德国，也为了驱逐德国在华利益，开始怂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年11月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向北洋政府提出：希望中国向协约国提供军械出口，条件是贷款给中国，以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此消息令日本十分恐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年，生于伊势）奉命向中方质询，力阻中国参战。随后日本又向英、俄、法三国施压。为避免在关键时刻失去日本的支持，协约国最终拒绝中国直接参战。
年2月初，德国海军部宣布了一种新的潜艇作战方法，即德国潜艇可以事先不发警告，击沉任何开往英国水域的商船，史称“无限制潜艇战”，其目的就是要对英国进行封锁，迫使英国退出战争。2月3日，美国对德宣战，并希望中国采取一致行动。这一次，日本的态度大变，竟极力鼓动中国对德断交、并尽快参战。此时，袁世凯已死，中国北洋政府的实权掌握在亲日派段祺瑞的手中。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通过他增强在华的实力；此外，西方列强已许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支持中国参战可换取列强对日本的进一步承认。
但此时在中国内部却出现了到底要不要参战的大争论，段祺瑞是主战派，黎元洪等人反对参战，出现了所谓的“府院之争”，并导致“张勋复辟”短命闹剧的发生。但是，主战派最终占据上风，认为参战既是为了应对日本，同时在战后和会上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从长远来看，也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走上国际化道路，使中国在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中能够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在经过半年左右的辩论和斗争后，北洋政府于年8月14日正式对德国宣战。此时，距离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有不足一年零3个月时间。
9月14日，北洋政府对外宣布可以在6周内派遣2至3万名士兵到法国参战。但是，由于日本作为协约国一方没有向欧洲战场派去一兵一卒，因此它也不想中国向欧洲派兵。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阻挠下，中国实际上并未向欧洲派去作战部队，被人讥为“宣而不战”，中国是“理论参战者”。后来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然而，中国“以工代兵”，向欧洲战场派去大量民工并送去大批粮食，对协约国的胜利有重大贡献！
年1月至4月，一战中的胜利一方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与会的各国代表被分成四等：第一等是指“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亦即英、法、美、意、日五大强国；第二等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如中国、比利时、希腊等；第三等是与德奥断交的国家，如秘鲁、玻利维亚等；第四等是中立国和即将独立的国家。巴黎和会的重大决定由三大巨头劳合-乔治（-年，英国第53任首相）、克里-孟梭（-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伍德罗-威尔逊（-年，美国第28任总统）作出，和会最终签订了《凡尔赛和约》。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由北京和广州派官员联合组成，有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年，又名陆徵祥、陆子欣，上海人）、驻英公使施肇基（-年，字植之，江苏吴江人）、驻美公使顾维钧（-年，字少川，今上海嘉定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年，湖北江夏人）和广州的王正廷（-年，浙江宁波人）等。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竟然成了被宰割的对象！中国代表团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英、美、法却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送给日本，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图2：俄罗斯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宫。
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构筑了凡尔赛体系（指一战后西方列强以《凡尔赛和约》为依据、在宰割战败国和相互妥协基础上安排的战后世界国际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统治的新秩序，产生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年1月10日-年4月18日），但其实质是一战后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一场分脏大会。由于未能从根本上协调好各国的争议，对战败国德国苛刻的勒索，更是播下复仇的种子，为二战爆发埋下了祸根。“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休战”，法国元帅福煦（-年，一战时协约国军队总司令）事后评论说。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虽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未能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自然未能实现加入一战的预定目标，沦为一个“屈辱的战胜国”，但仍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如：中国通过参战，废除了与德奥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开了近代中国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先河；停付或缓付了庚子赔款及其它对德借款的息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使中国获得了“进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这些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巴黎和会上中国利益受损的消息是如何传回国内的呢？最早向国内报告消息的是梁启超（-年）。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后，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极力支持段祺瑞参战的梁启超也递交辞呈，从此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年底远赴欧洲。年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年，原名尧俞，字伯唐，祖籍安徽黟县，生于浙江杭州）、事务长林长民（-年，林徽因之父，烈士林觉民的堂兄），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4月24日，梁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5月1日，谈判代表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将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产生不利。上海《大陆报》随即以“北京通讯”报道称：“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年）将事件转报学生。
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到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三所高校的学生多人冲破军警阻挠，汇集天安门，最早到达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学生。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誓死力争、还我青岛”血书，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年，生于上海）、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以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年，字仲和，浙江吴兴人），学生们还冲进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各校师生纷纷响应。他们结合纪念“五七”国耻日（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发最后通牒，限于48小时内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定为国耻日）的活动，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5月8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通电要求严惩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5月11日，广州各界群众在东园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会场两旁悬挂着巨幅对联：“欲杜强邦，先歼国贼”、“不伸义愤，曷号公民”，四周贴满了“誓杀国贼”、“保我国权”等标语。会后，数万群众示威游行。
5月25日，广州5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中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会。阮啸仙（-年，广东河源人，广东青年运动先驱、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周其鉴（-年，广东广宁人）、张启荣、张殿邦等学生代表上台演讲，呼吁立即实行罢课、查禁日货，并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斗争。5月28-29日，广州各校学生多人连续两天举行抵制日货大游行。在经销日货的大新百货公司门口，学生们与守门的商团兵发生正面冲突。广州当局应日本驻广州总领事的要求，派军警前往镇压，刘尔崧（-年，广东紫金人）等3名学生被捕，后经营救获释。
图3：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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