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上映的《红海行动》是一部精心改良版的《战狼》，它把国家大义放到了叙事的后备层面，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不得不这样做”的较富人性和逻辑的图景。当影片所提出的“强者无敌”口号有了更多面的人物和更激荡的故事之支撑，便更容易让人接受了。
然而，若强者无敌，弱者又身在何处？影片中的“弱者”是虚构出的伊维亚共和国，它常年动乱，恰逢军事政变，国内几股政治和宗教势力蠢蠢欲动，人命如草芥，俨然一副“失败国家”的模样。影片特别强调了一个场景：反动派以小孩性命作要挟，逼迫平民充当人体炸弹。人性的丢失至此，可以说是为影片强调的“国家不能‘乱’和‘弱’”观念添了一个足够充分的注脚。
《红海行动》剧照
但影片归影片，现实归现实。所谓的“弱者”，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可能只用“弱国弱民”的道理来说明白。这不是解释，很可能只是遮盖。
叶礼庭在《血缘与归属》中记录了波黑战争中的克罗地亚，一场种族问题导致的联邦内战却在这个国家显露出各种各样的表征，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失去家园，又被贴上不同的标签被迫站队，有人失落于现状，有人却对未来持抱希望……我们不会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世界，一定要用弱肉强食来断定生死；我们需要直面的，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境，毕竟一个个“个体”的存续才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存续。
哭吧，女孩，哭吧
文/叶礼庭
译/成起宏
节选自《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
我现在在克罗地亚中部，从前欧洲最复杂的多种族聚居区之一的核心，克罗地亚人为多数民族，塞尔维亚人为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几个其他群体：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年的战争将这些村庄撕裂，现在它们被区分成克族区和塞族区，中间是联合国的检查站。
从“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通向北部的所有道路上，不管在哪儿，你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毁灭地带。被削去屋顶的房子，小瀑布般倾泻下来的屋瓦和房梁散落在荒芜的、长满杂草的房间里；火烧过的窗户和门框，轮胎大小的弹坑穿透了砖墙。有些房子被那么多的自动武器火力洗劫过，以致灰泥完全脱落了，只剩下布满弹痕的砖，房子外面的树干仿佛穿着闪闪发亮的金属弹头的夹克。壕沟里躺着南斯拉夫的红旗牌小型轿车，上面布满了弹痕，或是被坦克压得弯曲成了生锈的雕塑。
一开始，破坏似乎毫无章法和原因。在一些村庄，剩下的墙壁没有一座不是布满了弹痕，而在其他一些村子里，几乎没有房子被动过。不一会儿，你开始像建筑学家一样工作，细细研究各种痕迹，辨识所发生的事情的模式。看上去有三种典型的破坏模式。最像外科手术式的是炸毁：房子被整齐地摧毁成堆，对于相邻的房子损害最小。家庭成员被他们的邻居或者武装民兵驱赶出来，然后炸掉他们的房子。这些被炸毁的残堆有许多似乎曾是大型的、最近修建的房子；它会让你惊奇男人或女人的生命能有多少年，就像一个德国汽车厂的外籍工人来到这房子，只看到它像一副纸牌一样倒下来。
破坏的第二种模式看上去是由炮兵火力完成的，南斯拉夫国防军的大炮在克罗地亚的村庄墙壁上轰出了圆形的、轮胎大小的洞。第三种模式的破坏是燃烧弹，所有的窗户都留下了燃烧的痕迹，这必定是双方大肆掠夺的民兵的杰作。
一幢在波黑战争中被摧毁的建筑废墟，外墙上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道：“让我们保卫兄弟友谊与团结就像保护我们眼中的孩童一样。”
有一些房子被塞族画上了代表乌斯塔沙的“U”字标语，这是把它们作为种族清洗的标志。其他房子标有曾住在里面的人的名字，是潦草地急急忙忙喷涂上去的，仿佛这些房子被抛弃了，它们的居民希望提醒守卫者，他们属于同一阵营。喉咙里满是尘土，脚下有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在这些废墟上逗留了几个小时，破解灾难情形的各种线索。
不要认为种族清洗只是失去了控制的种族仇恨，只是巴尔干的疯狂。它有其深层逻辑。在年，南斯拉夫的这一部分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这些村子里没有人能够确定谁会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是塞族，有人袭击他们，他们去找克罗地亚警察，克族人会保护他们吗？如果他们是克族，生活在塞族的村子里，他们会得到保护、避免遭受塞尔维亚民兵小组（常常由以前的警察带领）的夜间袭击吗？这是种族清洗能产生其逻辑之所在。如果你不能信任自己的邻居，将他们赶走；如果在他们中间你无法居住，就住到自己人那里去。仅此似乎就可以给人们提供安全，仅此就可以缓解像野火一样蔓延到一座座房子的恐惧。
对于取代南斯拉夫的小型国家正在出现的种族清洗趋势，西方必须下定决心。西方没有人想要宽恕种族清洗，但每一天、每个小时，平民们在逃离交战区，或者是被人用枪驱赶进入相对安全的他们自己种族的聚居区。种族隔离可能令人厌恶，但对于两百多万逃离或者被驱赶出自己家园的难民而言，隔离是他们唯一可以信任的安全保障。我们对种族营地的顾虑和苛责，这个地区的平民受害者恰恰并不关心。因为西方未能拯救萨拉热窝，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在这里和平共处了许多世纪。相信普通的人们会逐渐回到他们抛于身后的多种族村子，是在要求不可能之事，仅仅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自由主义原则。
当你穿行在克罗地亚中部被破坏的地区，还会有某种坠入时间之洞的感觉，向后旋转回到过去。你不是在年，而是在年。在塞族村子里，老妇人们戴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羊毛裙，警惕地注视你经过；老头子们戴着“二战”时期的军便帽，赶着瘦弱的干草车经过。在他们的后花园里，女人们弯腰挥动锄头。在路上，身着塞尔维亚克拉伊纳（Krajina）红、白、蓝肩章的民兵从路边的防空壕中出来，让车子停下，搜查你。每个人都很警觉。几乎没有人说话。
一个小镇在塞族人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交火后被焚烧
在一个被毁坏的、之前克罗地亚人居住的农场，我遇到一对塞族老夫妇，住在农场附属建筑物的废墟里。他们80多岁，家住在40公里以北的达鲁瓦尔（Daruvar），克罗地亚人将他们赶了出来。老先生正在锯一截被烧焦的木头，用来烧炉子。老太太正在整理他们小小的房间，里面有床、被破坏的窗户、桌子、两个杯子、两张椅子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地板。他们自己修复了屋顶，靠从邻居和红十字会那里得到的东西维持生计。我们坐在废墟中间的树桩上，玻璃、砖块、烧过的房梁杂乱不堪。我问他们这次战争是否比上次更糟糕，老太太带着辛酸轻蔑地回答，这次比上次糟糕多了。“上一次战争中，我们一起跟德国人打仗。这一次，只有背叛。”邻居反对邻居，朋友反对朋友。你们还会再住在一起吗？他们都摇了摇头，转眼看向远方。
我问他们是如何成功生存下来的，他们突然恢复了精神。“上帝会安排一切。”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快乐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那一瞥一定穿透了50年的婚姻。当我起身离开，老先生抓住我的手，长时间紧紧地握着。他明亮的蓝色眼睛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真相和民族权利。那是我们想要的一切。真相和民族权利。”
一英里以外，穿过另一个检查站，这次是在里皮克的一个克罗地亚人村庄，我遇到一个男人正在帮助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有六个都穿着蓝色衣服的女人，她们从一座被夷平的房子的乱石堆中找到有用的砖，把它们堆起来。原来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女人们是一个市政部门派过来修理被毁坏的房子的。
男人的名字叫托米斯雷夫马勒科维奇（TomislavMarekovic），朋友们叫他雅普（Yup）。医院的管理人，业余时间在当地的足球队做助理教练。我猜想（但不是很肯定），他也是克罗地亚当政的民主联盟党（HDZ）在当地的一位重要支持者。要不然，为什么他的房子是我在里皮克发现的唯一一栋由市政工作人员来清理的房子？
他带我看他的厨房原来是怎样的，电视机原来在哪儿，他的沙发放在哪儿。现在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地基和一大堆砖块，女人们把砖块上的灰泥削掉，然后堆叠起来。隔壁的房子毫发无损。为什么？我问道。他说，是塞族，我们一直来往的。他说现在他们在西德。那么再隔壁的房子呢？我父母的，他简洁地说。他突然指着大街上说道：“他们就把我父亲扔在那里，大街上，扔在那里三个星期，才有人把他埋了。而我母亲，他们把她带到一个谷仓里，扔到火海里。”
逃难中的塞族妇女与儿童
南斯拉夫军队的坦克曾进驻里皮克高处的山上，在当地塞族民兵的指示下炮轰小镇，目标对准克族的房子。当雅普的房子被炮轰的时候，他和妻子跳上汽车，逃往萨格勒布，但他的父母拒绝走，认为他们是安全的。几天以后，他们被塞族民兵也许来自同一个村子从房子里拖了出来。他们被射杀，尸体被焚烧。雅普告诉我这一切，微微地叹息，停顿了一会儿，点燃一根香烟，忧郁地凝视着远方。女人们一直默默地在我们周围工作着，堆着砖。
雅普叫她们休息，在他小小的后花园里，我和女人们坐在一张搁板桌边。我想知道为什么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都大笑起来，眨着眼回答：“因为女人是最棒的。”闭口不谈的事实是，那么多的克罗地亚男人都去军队服役了。我告诉她们，我注意到在塞族那一边没有进行重建，他们只是住在废墟上，枪炮对准克罗地亚人，等待着。一个女人淡淡地说：“他们没有重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完蛋了。”有几个女人点头，其他人则沉默地低头对着桌子。
雅普说：“你们中有三人是塞族人，对不对？”我旁边的三个女人点头，又转回去看着桌子。在这沉默当中，他们让我去猜想，为什么三个塞族女人会帮助重建一个克族人的房子。只能是因为她们嫁给了克族人，一生都居住在这里，现在发现她们自己被撕裂成两半，就像她们的村子一样。然后，我旁边的一个塞族女人缓缓地开始哭泣，沉寂笼罩了每一个人。桌子对面的克族女人平静地看着她，她将自己缩成一团。“哭吧，女孩，哭吧。”有人说，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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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与归属》
三辉书系·叶礼庭作品
副标题：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
[加拿大]叶礼庭著
成起宏译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7---0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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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走访全球六个国家和地区
勾勒“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地图
当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女战士瞄准敌人，魁北克的民众正举行另一次独立游行；当波黑妇女在战争死难者坟场哀悼亲人，北爱尔兰忠诚派正用鲜血写下“绝不投降”；当统一后的德国经历“兄弟复合”的阵痛期，鞑靼人正试图重新在故乡克里米亚站稳脚跟。在全球化趋势看似势不可挡的今天，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已无容身之所？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理解当时全世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内部，他与德国莱比锡的新纳粹组织头目见面，他还采访了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在战争、分裂、游行和恐怖袭击的背后，叶礼庭看到一波汹涌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世界舞台，血缘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要素，而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公民民族主义正遭受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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