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叶礼庭
翻译：成起宏
《东方历史评论》
当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女战士瞄准敌人，魁北克的民众正举行另一次独立游行；当波黑妇女在战争死难者坟场哀悼亲人，北爱尔兰忠诚派正用鲜血写下“绝不投降”；当统一后的德国经历“兄弟复合”的阵痛期，鞑靼人正试图重新在故乡克里米亚站稳脚跟。在全球化趋势看似势不可挡的今天，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已无容身之所？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理解当时全世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内部，他与德国莱比锡的新纳粹组织头目见面，他还采访了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在战争、分裂、游行和恐怖袭击的背后，叶礼庭看到一波汹涌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世界舞台，血缘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要素，而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公民民族主义正遭受严峻挑战。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年8月出版）。
1旧秩序
我记得，早餐时的野草莓是用银杯盛放端上来，然后是加了杏黄酱的热面包卷。餐厅面对着湖，窗户打开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山里的空气拂过水面，拂过白色的亚麻桌布，然后，拂过你的面庞。
宾馆名叫托普利斯（Toplice），位于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LakeBled）畔。外交使团在这里度过夏天，守候居住在湖对岸的独裁者。我的父亲跟其他外交官一样，来这里收集小道消息和享受温泉。每天早晨，他在宾馆下面的热水池里洗浴。我打网球，吃野草莓，在湖上划船，还暗恋着一个难以接近的12岁瑞典女孩。这些就是我对“旧秩序”的回忆，它们来自共产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我们餐厅的底层，听到后来的外交部长柯卡·波波维奇（Ko?aPopovi?）温文尔雅地用一个象牙烟嘴抽着烟说他的党的部门如何“清洗切特尼克（Chetniks）”——战争末期曾经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的塞尔维亚人。在此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清洗”这个词如此使用。
连我都能看出，共产党精英之所以赢得权力，显然不只是通过打败外国入侵者，还通过在残酷的内战中取胜。现实显而易见，铁托的国家是个警察国家。我们住在德丁谢（Dedinje），一个傍山的可以俯瞰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郊区，离铁托的住所只有几百米远。无论走在哪里，都有穿着便衣的人在附近游荡，或是小声地用对讲机说话。铁托自己是整个体制的隐形上帝。他有梳饰光滑的头发，长期晒成古铜色的皮肤，闪亮的丝质西装，手指上戴着黑玛瑙戒指，我父亲说他和德国繁华南部的冰箱推销员再相像不过了。
显然他比推销员有想象力得多，邪恶得多。我记得，在亚德里亚海的游船上，我的父母是如何躲着船员隐藏一本书的——锁进行李箱里面，藏在铺位底下。这本书原来是米诺万·吉拉斯（MilovanDjilas）的《新阶级》（TheNewClass）。吉拉斯，铁托的亲密战友，因为谴责铁托的独裁倾向，当时仍被关在铁托的监狱里。
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走遍了南斯拉夫的每个地方：穿过波斯尼亚的山村，那里衣衫褴褛的赤脚孩子们围着汽车；去了萨拉热窝（Sarajevo）的大清真寺，我在那里脱了鞋子，跪下来，看老人们前额叩在地毯上诵念祈祷文；去了达尔玛提亚（Dalmatian）群岛和海滩，那时西方的游客还不曾访问那里；去了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塞尔维亚南部的部分地区、波斯尼亚中部和黑塞哥维那的西部是那么的贫穷，我们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生存的。与此对照，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和萨格勒布（Zagreb）则是整洁、繁荣的奥匈帝国时代的城市，似乎与南斯拉夫中部贫瘠、荒凉的内陆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那个时候，所有经济上的不满和民族主义意识自身都处在铁托的压制之下。不管愿意不愿意，在“兄弟友谊和团结”的旗帜下，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将自己首先视为一个克罗地亚人或者塞尔维亚人，其次才是南斯拉夫人，有被作为民族主义者或者沙文主义者抓起来的风险。
我不知道，民族身份和南斯拉夫身份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么复杂和模糊。举个例子，我知道我在布莱德的网球教练米托德（Metod）总是称自己首先是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我记得，他痛苦地说自己痛恨在南斯拉夫国防军中服役，因为他和他的兄弟都因为身为斯洛文尼亚人而被塞尔维亚人欺凌过。
那是唯一一次我看到裂缝将变成鸿沟吗？我想是的。在其他任何地方，我记得人们都快乐地告诉我，他们是南斯拉夫人。回想起来，我在那里时是当地最有希望的时候。铁托仍然因为使国家保持在斯大林的帝国之外而受到热捧，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初现端倪；很快接下来是放开旅行，让数百万南斯拉夫人出国工作，一时使南斯拉夫成为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最自由的。
先暂停我对“旧秩序”的回忆。现在每个人都说向地狱的坠落不可避免。在那时，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的童年时代告诉我，一切并非无可避免：就是这一点，让发生的一切变成悲剧。
2微小差异的自恋
正如巴尔干民族主义者所说，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命运。例如，克罗地亚人会解释说，巴尔干杀戮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本质上”是天主教，源于欧洲和奥匈帝国，而塞尔维亚人“本质上”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和斯拉夫，附加了一些土耳其人的凶残和怠惰。作为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分界线的萨瓦河和多瑙河，从前也是划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如果一再强调这种历史的断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冲突就会被解读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巴尔干地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过去如何指明现在，而是现在如何操纵过去。
弗洛伊德曾经提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这种差异必定在他们的想象中显现得越大。他将此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thenarcissismofminordifference）。其结果必定是，敌人之间互相需要对方来提醒他们自己实际是谁。因此，一个克罗地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塞尔维亚人的人，一个塞尔维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克罗地亚人的人。没有对另一方的仇恨，就不能清晰地界定顶礼膜拜的民族自身。
在克罗地亚，弗洛尼奥·图季曼（FranjoTudjman）的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党（HDZ，CroatianDemocraticAlliance）标榜自己是依照巴伐利亚基督教民主党（BavarianChristianDemocrats）模式建立的一个西方式政治运动。事实上，图季曼的政权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Milo?evi?）的塞尔维亚政权的相似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方与西欧议会模式的一切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后共产主义的一党国家，民主只不过意味着其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他们操控大众情绪的技巧。
局外人不会震惊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差异，而是会震惊于他们看上去多么相似。他们说同样的语言，只有几百个词汇的小差异，数百年以来保持相同的乡村生活方式。尽管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东正教，但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显著地减少了忏悔形式的差异程度。双方的民族主义政客接受了微小差异的自恋，将其转化成一个魔鬼寓言：自己的一方显然是不应谴责的受害者，另一方则是大屠杀的刽子手。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刺客，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成了切特尼克野兽。不用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准备，是紧随其后的屠杀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然而，对于巴尔干的悲剧，真正难以理解的仍然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谎言是如何成功落地生根的。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它们是谎言：不是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是切特尼克。即使人们使用这些词语，他们也知道不是真的。我们无须一再重复：这些人曾是邻居、朋友、配偶，不是不同种族星球的居民。
双方都有民族主义少数派研究他们相互深度纠结的共同过去，告诉所有人（包括局外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相互残杀。历史没有教授这样的课程。实际上，主角们在他们过去的大多数时候，是被分隔在各自的帝国和王国之中的。只是到了年，克罗地亚政客在贝尔格莱德议会被刺杀，他们才开始在“二战”中陷入种族战争。尽管现在的冲突当然是—年内战的延续，但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在这之间有几乎50年的种族和平时期。那不仅仅是停战。即使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和平会被打破。
而且，将这次战争或者—年的内战视为某种巴尔干特有的邪恶，也是错误的。所有将邻居变成敌人的妄想都是从西欧的源头输入的。现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可追溯到无可指责的、拜伦式的反抗土耳其人的民族起义。同样，19世纪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家安特·斯塔切维奇（AnteStar?evi?）间接从德国浪漫主义那里获得纯粹种族的克罗地亚国家理念。巴尔干地区的不幸部分在于一种想成为好欧洲人的悲伤渴望，那就是，输入西方残忍的时髦思想。这些时髦思想在巴尔干被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只有通过撕裂巴尔干乡村生活的多元组织——以粗暴的种族纯洁梦想的名义——民族统一才能实现。
同样，甚至巴尔干地区的大屠杀也不是地区特例，而是从宏大的西欧传统进口而来。安特·帕维里奇（AntePaveli?）在战争时期的乌斯塔沙政权如果没有德国纳粹政权的支持——更不用说高高在上的欧洲权威天主教会的暗中认可——连一天的统治也无法维持，而塞尔维亚人认定它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真实面目。
因此，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巴尔干地区解读为一个顽固狂热的次理性区域，我们就是在为自己辩护。而且，如果我们断定地区性的民族仇恨根植于历史之中，必定会爆发民族暴力，我们将在应当开始追寻答案的时候止步。正相反，这些人必须从邻居转变成敌人。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也许会理解南斯拉夫。亲身经历过宗教内战的霍布斯会说，当人们足够恐惧的时候，他们将无所不为。有一种恐惧比其他任何恐惧都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即当一个国家开始崩溃时的系统性恐惧。种族仇恨是合法性权威解体所导致恐惧的结果。
铁托实现南巴尔干地区六个主要民族中每一个民族的统一。他明白联邦国家是满足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抱负的唯一和平途径，每一个自行统一的共和国都不得不启动强迫性的人口迁移。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一直居住在他们的共和国边界之外。铁托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种族平衡，例如，减少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体系的核心贝尔格莱德的影响力，同时推动塞族人进入克罗地亚的权力高层。
铁托对民族主义的遏制建立在个人独裁的基础之上，因而在他死后不可能延续。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的社会主义口号“兄弟友谊和团结”已经被置若罔闻。年，他与民族主义妥协，允许各共和国在新宪法下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到他统治末期，用来在各共和国精英之间平衡种族扈从关系的南共联盟自身也按照种族条线分裂了。
这一分裂不可避免地导致铁托未能令以公民为基础而非以种族为基础的多党竞争得以出现。如果铁托在60年代或70年代容许一种公民政治，一个非种族的政治归属原则或许会落地生根。铁托一直坚持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但最终，他的政权与东欧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由于未能容许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文化走向成熟，铁托使其政权的垮台变成了整个国家结构的崩溃。在废墟之上，他的后裔和继承者们返回到最原始的政治动员原则以求得生存。
如果南斯拉夫不再保护你，也许你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或斯洛文尼亚伙伴会。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信念使得普通人变成不情愿的民族主义者。但大多数人都不想这样，大多数人知道，他们冲向自己族群寻求保护时有片刻退缩，他们的正常生活就会加速瓦解。
种族差异本身不对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负责。只有当幸存下来的政治精英——首先从塞尔维亚开始——开始为掌握权力而操纵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种族差异意识才转变成民族仇恨。
这值得强调，因为大多数局外人认为，所有的巴尔干民族都根深蒂固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事实上，许多人痛心地哀悼南斯拉夫的消逝，恰恰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给予他们空间，令他们可以以非民族主义的方式界定自己。在一篇辛酸悲痛的文章《被民族性征服》（Over北京治疗白癜风找哪家医院北京中科中医院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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