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摄影师汤姆·斯托达特拍摄于波斯尼亚萨拉热窝被围城期间（-年），这条小巷叫狙击手小巷，这个挂着美好笑容的小女孩，拍下这张照片后被流弹击中，不治身亡。生命的美好和脆弱都在这一瞬，拥有重扣人心的力量）
《一身记挂》
作者：牟迪翟
先给大家看一篇自白，题目是《我的儿子死了，而我却不得不活下去》，因为我收到的是文字稿，所以出处难查，不晓得是采访语录还是某一本杂志或某一本书，如果有朋友看到过望告知，好有去处谢罪。作者名叫Angie，一位母亲。
“约翰（John）在14个月大的时候被诊断出肝脏疾病，后来有一段时间病情还算稳定。他在11岁的时候旧疾复发，病情加重，医院后，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激素类药物。从那时起约翰就变了，大量的激素让他的身体像气球一样肿了起来，他自己非常讨厌这样。尽管那时他还很小，他已经明显表现出对自己的厌恶，他开始不吃饭，故意饿肚子。
约翰长大后变得顽固而叛逆。他高中的时候体育很好，他参加过铁人比赛，会跳伞，喜欢循环式锻炼，热爱长跑。那时候的他在高强度的运动中找到了些许安慰。
他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孩子之一，他长得很帅，从不缺女朋友，而且没人敢招惹他。尽管肝的问题给他的压力很大，但他仍觉得自己应该有权利做所有他自己想做的事，他不想过循规蹈矩的生活。
他开始吸毒，主要是大麻，那会儿他身边的朋友都吸。他还喝酒，但其实他的肝不好，不应该沾酒。他去夜店，去狂欢，去逃离现实。他一直想当海军，一毕业就递交了申请，但他条件不够，没能通过。
约翰并不认为自己抑郁，但他觉得自己很失败，不是很愿意与人接触。生活不顺利，再加上吸毒、肝病，种种的这些让他疲惫不堪，而你又不能强迫他说话或是接受别人的帮助——约翰就是这种人，他拒绝别人的帮助，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需要。
他的行为越来越诡异，越来越有破坏倾向。他偶尔会去大学看她姐姐，然后一转眼儿就不见人影，到早上4点才回家。有时候他会打辆车自个儿就去伦敦了。他会拍地铁，或是他自己在黑暗中的样子。我问过他为什么他的照片都这么黑暗，他告诉我这就是他认为的生活中的他的样子。
他一直脾气很暴躁，怪我当初生了他，又吼又叫，怪我骂我，简直快把房顶掀了。他总是冲我嚷：“你有病吧！你他妈干嘛呢！”以至于我不得不报警找警察来帮忙。我真的受不了了。
其实大家都很想帮他。他20岁的时候第一次进神经病院，院方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他们觉得他可能患有躁郁症或者艾斯伯格综合征。他情绪很低落，在医院签署了DNR（拒绝心肺复苏术）协议。为了做这件事，他联系了相关部门，还安排全家去瑞士度假。他跟我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我跟他说：“如果你有孩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做不到。”但是他很坚决，对他来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
警察最后一次从家里把他带走的时候连电击枪都用上了，他已经完全失控，挥着棒球棍不让任何人接近他。医生给法官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约翰的精神不正常，希望所有对他的裁决都可以以此为基础。开庭那天约翰没有来，而最终他被宣判有罪，并且在HewellGrange蹲了6个礼拜的监狱。他在服刑期间又做了一次评估，之后直接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我试着从约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我所做的只是保护他不受伤害，这么做并不能赢得他对我们的尊重。我很难过他不接受我这个母亲。到最后，我只能用他跟我说话的方式跟他交流，这是唯一能让他听进去的方法。最后的几年，我们一直在争吵。但我真的只想抱抱他，毕竟他是我的儿子，我很为他骄傲，但他并不想被我碰。
他出院的时候，心理健康团队的人给了他一套公寓，这样他可以相对独立地生活。他不是很想回家，但因为肝的问题，他需要打针，必须定期回来。那天我去上班前（我在一所学校里打扫卫生）给他做了羊肉当晚餐。一上午他都坐在电脑前，一言不发。我看见他在搜索死亡的方法。我求他别再想了，然后拿走了电脑。走前我没有亲吻他。我想要抱抱他，但他没理我。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感觉很不好，我跟我爱人安迪（Andy）说：“我有很不好的预感，你能去看看约翰吗？”安迪去了公寓，他听见收音机开着，但是没有人应门，于是他用备用钥匙开了门。约翰在他的卧室里，安迪去摸他的脉搏，才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冷了。他死于吸毒过量，那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才26岁。
事情本不应该到这个地步。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有多么脆弱。本该有人一直陪着他的。NHS（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没有给我任何帮助。事情发生后我甚至都没有见过健康调解员，她也没脸见我。她出席了约翰的葬礼，之后我再也没跟她有过任何联系。
约翰走时一句话都没留下。现在我总算感觉平静些了，但我仍然觉得是我的错。我没能帮到他，但可能有一天我可以帮到别的人，我会告诉他们：人生在世，失落有时，得意有时，无非平常；放下过去，也不要为未来而担忧，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现在的担忧没有任何意义；活在当下，享受每一刻——这是我想跟约翰说的。我现在好多了；我也不得不好起来。”
朋友把这篇文章发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关于鲍勃·迪伦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本意通过这个玩世不恭的伟大艺术家，探讨我们活着的意义和真实诗意的方式。我拿起手机（其实一直不惯在手机上阅读），当做闲时读物来看看，换换思路，读罢了，惊骇。不知为何，突然有种难得的万事旷然之感，看看面前的自己的文章，遣词造句尽量严格工整，最后落的造作，还对生活进行幼稚而浅薄的挖掘，更是造作，再看这朴实无华的一篇自白，这“不得不”活着的母亲（一位母亲啊），一种无力之感涌上来，终于删掉了我的长篇大论，整个人在电脑前怔住，心里想：所谓活着，整个是一次徒劳。
（年尼德兰（欧洲古代国家）画家彼得·勃鲁盖尔以黑死病肆虐为背景绘制的名作《死亡的胜利》）
诸公明鉴，我说的徒劳并非无意义，而是完成一生的挣扎，以各种方式走到各种终点，获得各种成全与不成全。又要谈耶稣了，他的一生开始在终点，结束在起点，他照亮了某一段人类的混沌，完成了一场失败；再要谈乔达摩·悉达多，他独自走，走向伟大，末了说一句，我们会走到末法时代，他看到了人心的缺憾；还要谈陶渊明了，隐世之徒，光明磊落，有时候许多人的一生还不如陶渊明的一句诗，不要再说了，我谈来谈去都是这几个人，惭愧。若要细说成全不成全，那有许多例子，但如果要说徒劳不徒劳——整个徒劳，前面三位客人也徒劳。人的意思是在徒劳和须臾中减免自己的衰亡，虽说只得一二命数，但可尽量体面——这体面与身外物是无关的，与自己有关。最后还是要提到木心这老头：我所见之生命，无所谓完成，都只是经过。
这篇自白的题目开得好，尤其是“不得不活下去”这泣血的一言，残忍啊，这是多大的残忍啊，我顶着苦痛看下去，一次又一次，这忍耐的母亲无过，甚至让我敬畏，这患病的孩子无过，甚至让我心疼，终了，这场浩荡的个人劫难，摧毁了无过人的生活，终结了无过人的性命，其中谁要担负谁的责？有一个现象是这样的，很多人对生死的态度并不是畏惧自己的终结，而是害怕别人的离去。肉身的觉醒是漫长的路，许多人终究没能参悟，当然，我既无法判断谁参悟了谁糊涂着，也没办法说我最终能否觉醒，我想说的是这态度，看淡了个人的生死并非豁达，反过头来讲，这样的情绪是不负责任的，那离开的人告别了一具肉身，那留下的人，要受大苦难。虽说悲观主义的论断是“人生只似风前絮”，但悲观主义的终点是爱惜和尊重，悲观主义啊，多是些被留下的苦果子。
去年抗战纪念日，我去采访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老太太很虚弱，满脸的慈悲。我问了她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您还恨不恨那些日本人（真是愚蠢），老太太一点不恼火：不恨了，作孽的那些日本人基本都离世了，为什么要去恨已经死了的人呢？我们要尽力去爱还活着的人才是啊。这是强大的悲观，是存在主义。我晓得老人家不知道这些个主义和学问，但是体系总有不牢靠，人看开了，就获得无意识的慈悲，获得爱人和自尊的极高境界，这才牢靠。我惭愧，一堆主义挂在心里，哪里好说，说了就要露怯的，只得低头记下这句话以自勉。
有一个平均数据，全球每年死亡人数万人，中国占有万人，蒙特塞拉特死亡人数最少，每年40人左右（一共只有一万多人口）。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时间线：每秒会死去1.85人，每分钟人，每小时人，每天人，每周万人······行文至此，又要做结论了，这是我写文章最害怕的环节，因许多事物没有结论或者变化多端，我能说什么呢？但文章不能没有尽头，留下许多的空间给勤劳的各位，我所爱的徒劳正是这样，我的结论很没意思：生死是一桩无常，所谓好好活着的意思，我以为并非畏惧死亡或者偷天测命，而是尽力为之，观心及人。还有许多真理，许多美事物，许多旁人的挂念，许多难轻的血缘。
生是横命一条，死有一身余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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