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自秦朝至清朝中期，一直都是一部内卷史。即：科技进步缓慢、更多在制度上做一些修补。中国古代更多遵循王朝周期论，由于社会总蛋糕始终难以做大，更多只能围绕土地分配做文章，所有改革几乎都围绕土地进行。另一方面，秦朝之后的中国，也没有外交学这个概念，由于与世界其他文明隔绝，因此也没有发展国际关系学的必要，对于其他民族，基本都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导致今天的很多中国网民，在涉及对外关系的时候总是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怪圈中，很容易把国际关系想象成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强烈的反日、反美情绪）。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中国由于诸侯林立，外交学也有很广阔的应用市场，那一时期也诞生了很多外交大师，比如公孙衍和张仪，可惜这种外交之术在后世慢慢被淡化。事实上，外交学的核心是均衡与妥协，而非直接对抗，这也是当今中国与其他大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基本线。在未来处理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时候，求同存异、斗而不破可能要比直接对抗好很多。
威慑学与外交学
由于外交学的本质是均衡与妥协，那么这种均衡是有条件的。有句话叫做弱国无外交，要想实现均衡，就必须出现实力上的相对对等，很难指望狮子与绵羊达成停火协议，这可能是狮子与老虎、狮子与鬣狗达成停火协议。
均衡的实现必须依赖威慑，所谓威慑，是指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成本高于停火的成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才有可能去克制。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均衡点应该落在哪里？假如狮子和老虎由于惧怕对方的牙齿达成停火协议，那么这个停火协议应该怎么划分势力范围？森林、草原和湖泊的动物，大部分是分给狮子还是分给老虎？狮子当然希望占据大部分动物，可这样就可能会引起老虎的反抗，假如老虎因此而和狮子打起来，那双方都得受伤。因此对狮子来说只能寄希望于老虎因为胆小而放弃和狮子分享食物，如果老虎一定要抢，那狮子只能将食物让给老虎。
狮子和老虎的懦夫博弈矩阵：
威慑学不仅适用于生物领域（生物学家观测到，很多大型独居肉食动物在争夺食物时，经常会遵循博弈论的原理，除非在极度饥饿时否则双方不会大打出手，因为对肉食动物来说受伤意味着死亡风险），威慑学也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大国之间通常会尽力避免发生生死大战，否则统治阶层会有垮台的风险。典型的例子比如甲午战争后期，日军兵临山海关，这时如果清政府发动全民抗战或许能击败日本（毕竟当时的日本财力有限），但那意味着地方武装会脱离中央控制，加速清政府垮台，因此清政府选择签订屈辱和约。
但在国际关系中，威慑学也有失灵的时候，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心理施压过头，导致威慑失效或走向全面对抗。下面我们通过两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失效。
威慑学的过度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是近现代欧洲历史上黑暗的一笔，不仅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损伤，也使欧洲从人类文明中心变为战火纷飞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一战的爆发并非绝对必然，更多是因为威慑失败而造成的，如果给当事国再一次选择机会，那么无论是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法兰西共和党、奥匈帝国还是大英帝国均会选择妥协而非开战，因为这些交战国最后绝望地发现：战争不仅没有为其带来任何好处，还使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均出现严重倒退。
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和同盟国分布图：
但从外交学的角度研究一战，在战争爆发前，欧洲分为两大军事集团，一方是以英国、法国、俄国为主的协约国，一方是以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后来叛变了）为主的同盟国。同盟国方面以德国为核心，只有德国有这个实力发动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以法国和俄国为核心，英国之所以加入协约国更多是因为担心法、俄两国打不过德国，为了平衡两大阵营实力所以才加入。
第一轮博弈：奥匈帝国和俄国
年的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皇太子被塞尔维亚人刺杀）使奥匈帝国找到了入侵塞尔维亚的机会，但作为俄国的小兄弟，俄国自然不想坐视不管，于是对奥匈帝国发出了警告。但这种口头上的警告自然无法使奥匈帝国停止入侵行为，为了制止奥匈帝国的野心，俄国发动征兵总动员。俄国人的逻辑非常简单：既然你奥匈帝国不愿意停火，那我就开启军事动员，以此作为威慑，如果奥匈帝国停火我就停止军事动员，否则就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对方。
但俄国人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逻辑，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第二轮博弈：德意志帝国的施里芬计划
早在一战前二十年，德国参谋部就制定出针对法国和俄罗斯的战争计划。这个战争计划就是施里芬计划，施里芬认为：未来德国注定要同时与法、俄两国同时交战，正常情况下德国无法同时面对这两个对手。但由于俄国交通落后，军事动员效率非常低，其从发动战争到将士兵送上前线有60天左右的时间差，德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集中所有军力优先打败法国，再打败法国之后再将军队调到东线打败俄国，进而赢得战争。
举个例子，好比狮子同时与老虎和棕熊打架，正常情况下狮子双拳难敌四手。但由于棕熊行动缓慢，而且住在河对岸离战场还有很远距离，因此狮子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先击败老虎，然后再去解决棕熊。利用时间差拉打两场战争，这是施里芬计划的精髓。
但俄国的军事动员打乱了这一计划，由于俄国的动员，导致施里芬计划有成为废纸的可能。因为本来按计划俄国人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军事动员，但现在俄国人在德国之前就开始军事动员，假如德国等俄国动员到一半之后才搞动员，那意味着当德国军队进入法国后，俄国的军队就已经准备好向德国进攻，届时德国将不得不面临双线作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只有一个选择：立即开启全面动员并按计划准备向法国发起进攻。（通俗点说，好比狮子在和老虎对峙的过程中，发现对岸的棕熊突然跑了过来，不管棕熊是什么目的，这个时候为了自保狮子只能提前对老虎下手，以避免棕熊抵达战场后和老虎共同夹击狮子）。
第三轮博弈：大英帝国的底线——比利时的安全问题
在施里芬计划中，为了在最短时间击败法国，德国须借道比利时以快速进入法国境内（因为德法边境山比较多，不利于快速进攻，所以只能借助北边不设防的平原地区比利时）。但比利时是中立国，且接受英国保护，对英国来说，比利时是打入法国和德国的楔子，维持欧陆稳定的重要节点，一旦比利时不保则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荡然无存。
为了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同时也因为本身和德国有诸多矛盾，英国对德国发出警告：一旦德国进攻比利时，英国将对德国宣战，这种警告有很多威慑的成分，英国的算盘是通过威慑，使德国知难而退，但实际上英国人并不想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英国和德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发动战争意味着英国人的生意很不好做，由资产阶级组成的英国政府并不愿意开战。
英国人在赌：赌德国由于害怕同时和英法俄三国同时开战而退缩，那德国怎么想呢？德国人对英国保持中立的态度抱有极大幻想，德国的参谋部和外交部认为：英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德国是英国最大贸易伙伴，开战会导致双方资本家都受损，因此即便德国绕道比利时进攻法国，英国也不会参战。等德国击败法国和俄国后，英国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乖乖承认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反之，如果德国由于英国的恐吓而退缩，那很有可能会使德国同时面临来自法俄的双重夹击，这是德国不能承受的。因此德国选择继续进攻。
英国人赌错了，英国人原本以为通过威慑，可以使德国人乖乖撤退，进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德国人也赌错了，对于英国人来说，其决不能接受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也不能接受德国打败法国的事情出现。因为那意味着德国会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在多次权衡之下，英国参战。
一战的教训：信息不对称和极限施压下，威慑学被过度滥用
简单地总结下，一战前，最开始俄国想通过军事动员来恐吓奥匈帝国和德国，使其放弃对巴尔干的侵略。俄国在赌，以为军事威胁可以使德奥妥协，但俄国赌错了，德国被迫执行施里芬计划，借道比利时发动对法国的进攻。此时，英国对德国发动战争警告，威胁如果德国踏入比利时一步就对德宣战。英国在赌，认为德国不敢同时与三个国家开战，必然会退缩；德国在赌，认为英国不敢牺牲世界老大的地位与德国同归于尽。于是德国继续进攻比利时和法国，英国也被迫加入对德战争。这就是一战的连锁反应。
事实上，一战是外交学的悲剧，是威慑学过度滥用的结果。俄国人天真地以为武力可以让对方屈服，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寄希望于对方退让，在一群赌徒的决策下，欧洲各大国被卷入战争。战后，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瓦解，英国和法国虽为战胜国但元气大伤。事实上，如果俄国人知道德国不会服软，它绝对不会搞军事动员；如果德国人和英国人知道对方真的有战争决心，双方也不会大打出手。但由于双方的冒险心理，威慑学被过度滥用，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威慑学的失效：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绥靖政策
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二战的时候，都惋惜于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绥靖政策，并认为如果不是英法的绥靖政策和祸水东引，二战根本不会爆发起来。但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二战的学者并没有去好好研究一战，如果对一战有所了解，就能知道为什么英法会采取威慑学的反面：绥靖政策。
二战前欧洲大陆局势图：
一战结束后不到20年，重新崛起的德国跃跃欲试又想重新挑起战争。倒不是因为德国人喜欢打仗，而是因为一战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来说过于沉重，英法希望通过榨干德国来弥补其在一战中的损失，这是德国人不能接受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著作《条约的经济后果》中写道：德国作为中欧经济大国，对欧洲的繁荣有极大贡献，对德国过度索取赔款不仅会制约欧洲经济增长，还会逼迫德国大力提高出口规模，最终挤占英国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对于德国人来说，其必须节衣缩食才能勉强支付对英法的赔款，这导致德国的资本家和工人日子都非常艰难，在此背景下，只有战争才能为德意志找到出路。
希特勒上台后，开启了军国主义的路线，其第一步就是绕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去发展陆军。《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陆军规模不能超过10万人，于是希特勒开始小心翼翼地扩军，从十万人扩充到几十万人。在这一过程中，英法退缩了，一方面是不想激怒德国人，另一方面是希望德国有适度的军力去应付苏联。
尝到甜头的希特勒开启了第二轮冒险，他命令德国国防军开进莱茵河以西。《凡尔赛和约》规定，莱茵河以西为非军事区，德国人不准驻军。但希特勒偏偏就要冒这个险。事实上，当时德国国防部的将军们大多很反对这种军事冒险行为，认为这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灾难。希特勒在这一过程中也直冒冷汗，因此这一时期德国的军事实力不如法国，一旦法国采取行动德国很可能不是对手。那么希特勒的命运轻则下台，重则上军事法庭。但奇迹出现了，法国对于德国的军事行动毫无反应，任由德国军人大摇大摆开进莱茵河西岸。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战使法国失去了太多男人，大量的精壮男子死在战场，导致法国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国内反战情绪极其严重。军方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舆论质疑，法国人实在不愿打仗了。只要德国人不发动对法国的进攻，法国就不愿意与德国翻脸。
于是，希特勒的第二轮军事冒险成功了。
经过这两次冒险，希特勒不仅尝到了甜头，也摸清了英法的底牌。英法精心构建了二十年的对德威慑体系完全失效。如果是二十年前德国这么做，肯定会被英法教训一顿，因为那个时候英法的军事理论掌控在鹰派手中；但如今，英法的军事力量被和平主义者控制，这些和平主义者往往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通过必要的妥协可以换来和平，因此无论德国如何挑衅，英法的鸽派均不为所动。
当威慑体系被鹰派掌控时，其威慑能力异常强大；但当威慑体系被鸽派掌控时，其威慑能力接近于0。
希特勒的胃口和野心越来越大，他开始了第三轮冒险，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果然不出希特勒所料：被一战惨状吓软的英法决策者，对于德国的扩张不为所动，除了口头的谴责，英法根本拿不出有效的手段去约束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英国和欧洲最强大陆军的法国，在面对德国的霸权主义时，像一只小白兔一样跪地求饶。
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希特勒在德国威望达到极点，他野心又膨胀了，于是他开始第四轮冒险，进攻波兰。英法终于必须做出表态了，因为波兰是其军事盟友，其象征性地对德国宣战。之后，强大的法国陆军龟缩在德法边境的马奇诺防线背后，搞起了静坐战。最终德国大军通过闪电战打垮法国，尽管在最后德国被英美苏为主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夹击下灭亡，但二战却使英法从世界老大和世界老二的位置上滑落下来，一个沦为美国的跟班，另一个则成为中等国家。
和一战相反，如果说一战是威慑学的过度应用，那么二战就是威慑学的完全失效。英法空有强大军力，但由于这种军力被和平主义者掌控，这些和平主义者空有口号却拿不出应对办法，最终使威慑体系完全失效。德国横扫了整个欧洲，使英法沦为二流国家。
二战后长期和平的三大支柱：核威慑、全球化与大陆均势
人类历史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发生战争，但奇迹的是：19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文明却保持了相对的和平，各大国基本没有大规模战争（除了普法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这是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和大陆均势。19世纪，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进入维也纳体系，欧陆大国保持相对的均势，英国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其他国家无力单独挑战英国。俄国试图搞武力扩张，但英国发起的克里米亚战争让俄国知道什么叫做现代化。期间除了德国统一战争之外，就没有别的太大的战争了。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世界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全球化的进度进一步加快，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原材料供应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各大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取比战争更多的财富，因此贸易代替战争成为国际关系主要法则，这一时期，欧洲是相对和平的。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红利期退潮，以及德国崛起导致英国老大地位不保，德国为了与英法抢夺市场，发动了一战。
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世界上没有如何国家能单独打败美国，包括苏联（冷战一直给人的印象是苏联是除美国外超级大国，但事实上苏联除了军事外，其他方面与美国有非常大的差距，无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美国通过制造苏联威胁论来达到控制西欧的目的）。
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敢轻易发动战争，试想假如没有美国，苏联很可能会发动对西欧的进攻来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也有可能发动对周围邻国的进攻来扩张领土，但美国的存在使这些成为不可能。无论是苏联、德国还是日本，都必须充分担忧美国的制裁。当初萨达姆的伊拉克试图通过战争手段统一阿拉伯地区，但被美国打败。这就好比两个瘦弱的男人想打架，但如果中间隔了个壮汉，这种打架行为就很容易被化解。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下半叶爆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全球化重新成为历史主流，各大国充分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曾经的德国和日本，由于过度内卷而发动侵略战争，但全球化使这两个国家成为贸易大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财富，德日不用再通过战争就可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对于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拥有数亿贫困人口，但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搭上了全球化顺风车，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解决了数亿人的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科技革命和全球化使发动战争的动力大幅下降。
核威慑也使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大幅下降。核武器可以形成一种非对称式的威慑，在一国常规军事力量弱于另一国时，其可以通过核武器来威慑对手。比如冷战期间苏联曾经制定过针对西欧的闪电战计划，由于苏联陆军明显强于北约，其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攻陷整个欧洲大陆，但由于忌惮与北约的核打击，苏联人不敢冒险。苏联解体后，无论是北约还是东亚国家均不敢趁俄罗斯衰落期间对其本土发动侵略，根本原因也是在于惧怕俄罗斯的核弹头。
但核武器的威力被大多数人高估，事实上单靠核武器是无法彻底摧毁一个大国的，当今现存的核弹也不可能真的能毁灭世界。1万枚核弹头只能摧毁一个大国主要城市区域，对于广大农村却毫无办法。事实上核武器的威力杀伤半径大约5平方公里左右，不比7级地震高多少。但核武器有个特点：那就是其可以优先杀伤大城市人口。以往的战争，大多数由于资本家/权贵由于贪欲得不到满足，于是刻意煽动民族主义，大力支持通过对外扩张来发战争财，顺便转嫁社会矛盾。典型的比如德国的克虏伯公司，作为德国最大军火商，其通过一战和二战的订单狠狠赚了一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战场上当炮灰的大多都是农村贫苦人家子弟，但在背后大发横财的却是三菱、三井这样的财阀。但核武器的存在使资本家/权贵的欲望被限制，因为常规武器战争模式下，往往都是普通人上战场当炮灰，资本家在背后数钱；但核战争下，在大城市定居的资本家/权贵会优先成为打击目标，居住在小城市和农村的普通人反而可以幸免于难。因此很难想象华尔街会支持美国和核大国开战，因为对方的核弹头最有可能第一个落到纽约。这种“斩首”的作用，是核武器威慑度远高于常规武器的原因。
但核武器的威慑度建立在其大幅增加了发动战争的成本，如果有一天发动战争的收益，或者说不发动战争的成本，大于发动战争的成本时，核武器也阻止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假如二战前欧洲各大国均有核武器，那希特勒仍会选择对外扩张，因为不扩张意味着纳粹德国死路一条，拥有核武器作为筹码反而会增加希特勒博弈的底牌。
中国核战略发展史：枪手博弈与核捆绑
很大程度上，上个世纪60年代新中国之所以能建立起核威慑体系，离不开美苏博弈的背景，这更类似一种枪手博弈模型。由于美苏的核竞赛，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和平追赶空间。假如当时的世界只有美国或苏联的话，毫无疑问，单独发展核武器的中国一定会遭到严重制裁甚至是核打击。
最想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是苏联，因为中苏离得实在是太近，以当时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核弹是打不到美国本土的，但却可以从新疆发射到莫斯科。因此60年代的时候苏联制定过针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并多次对中国进行核敲诈，要求中国立即放弃核武器的生产。
假如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是个类似张伯伦那样的“和平主义者”的话，苏联人的威胁很可能会成功。但那个时候的中国领导人是个强硬派，并完美地扮演了“执剑人”的角色。针对苏联的核威胁，他冷冷回到：“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并在全国大搞“三线建设”，将工厂转移到西部山区，并在全国各地挖防空洞，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苏联人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核敲诈不管用，因为此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也没多少大城市，即便真的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一来很难削弱中国国力，二来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但更重要的是，苏联此时最大的战略对手是美国，如果将有限的核弹发射到中国境内，那意味着苏联的核武库将被损耗，最终使其输掉与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竞赛。
枪手博弈之中美苏核竞赛：
中美苏的核竞赛，更类似枪手博弈模型。由于美国的存在，苏联不敢将大量核武器消耗在中国身上，因为这会意味着苏联的核威慑能力大幅落后于美国，其有亡国之忧患。就好比彼此痛恨的三个人进行决斗，其中阿美和阿苏都拿着枪，阿中则赤手空拳。按理来说，赤手空拳的阿中最容易吃亏。但实际上，阿美和阿苏都必须将枪口对准对方，因为彼此才是最大威胁。假如阿苏将枪口对准阿中，甚至对阿中发射子弹，那阿美就有足够的先机趁阿苏换弹的时候射杀阿苏。因此，美苏的核竞赛反而使中国成为最大赢家，因为中国土地庞大，要想摧毁中国军事能力需要消耗美国或苏联一半的核弹头，这会使其输掉冷战，因此美苏只能无奈地看着中国核打击能力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
中国之所以能在夹缝中发展起核能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核捆绑战略，虽然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该战略是否真实存在与冷战期间，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所谓核捆绑，就好比冷战期间美苏大搞核竞赛，在没有预警系统的情况下美苏只能考虑“死手系统”，所谓死手系统就是当美国遭到核袭击时，由于探测核弹袭击来源需要很长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核弹是苏联扔的，那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苏联继续扔核弹，直至摧毁美国核反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领土遭到第一颗核弹的时候就将核武器投向苏联。这种时候，中国就可以通过对美苏任意一国进行核捆绑（主要是针对苏联），当美国威胁对中国投放核武器时，中国可以威胁将核弹仍到苏联，以胁迫苏联出面调停。
举个例子，还是枪手博弈，现在阿美和阿苏枪法都远好于阿中，三人都躲在草丛中对峙。这时突然阿美腿上中了一枪，由于夜太黑，无法确定子弹是从哪来的，这时阿美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对着阿苏来一枪。因为如果这枪真的是阿苏开的，阿美犹豫片刻会导致阿苏有足够时间换弹再开一枪，这意味着阿美死亡的概率大幅提高，阿美不敢冒这个险。这种时候，阿中就有了战略捆绑的可能，比如当阿苏欺负阿中的时候，阿中可以要求阿美出面干涉，否则阿中就对阿美放冷枪。
核捆绑的另一种行为是集团间的战略核捆绑，比如美苏如果爆发核大战，那美国不仅要考虑通过核战争打垮苏联，也要筹划核战争后如何维持世界大国的地位。这就有几个必要条件：1、核弹不能一次打光，否则美国将成为无核国家，战后将任人宰割；2、核战会严重削弱自身，因此要想办法将除苏联外其他竞争对手拖入核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核弹头不仅会射向苏联，还有可能射向华约其他国家、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等盟友，这样可以避免核战过后当美国成为一片废墟的时候，其他强国趁机崛起。在这种情况下美苏的核战争不仅关系到美苏双方的安全问题，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各大国均有动力去尽可能避免这种战争的爆发。
这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狮子和老虎争霸，争霸结果很可能是狮子打败了老虎，但自身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狮子必须保证两点：1、打败老虎后自身还有獠牙可以用来自卫；2、最好把猎豹豺狼棕熊等竞争对手一块干掉，以避免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些对手趁机崛起。在这种情况下猎豹豺狼棕熊都会尽可能避免狮虎争霸战的爆发。
威慑学与情侣博弈
一个比较有热度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情侣关系中，女方会经常提分手，而男方往往只会提一次，且这一次意味着关系的终结。这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威慑学。
一般而言，女性通常较为感性，提分手更多是一种试探和威胁，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验证对方的真心，亦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男方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但也由于女性的感性，往往会不考虑后果，威慑度极高，男性通过在这种过程中手足无措，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退让和妥协来解决。女方心满意足，男方则积累怨气。但站在博弈论的角度，女方会误认为这种方式很有成效，进而会经常采用提分手的策略来迫使男方让步。同样的，由于男性威慑度远不如女性，因此男性往往会不断让步，但随之而来的是怨气日益积累。最终当这种怨气超出阈值的时候，男方可能会考虑永久性逃离；或者就是由于男方过度卑微以致于沦为舔狗，遭到女方嫌弃而被抛弃。
对于夫妻家暴模型中，也遵循威慑学理论。丈夫往往会对妻子姿态很高，或者非常强硬，由于妻子可能处于经济独立能力差/对家庭依赖度高/舍不得孩子等原因被迫忍耐。但这种忍耐往往会助长丈夫的戾气，进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榨妻子，甚至家暴。很多时候，当家暴刚开始时，处于对妻子的愧疚，或者妻子以离婚威胁，丈夫可能会苦苦哀求原谅。但如果这种原谅的成本过低、时间过快，享受到家暴快感的丈夫可能会有第二次家暴的倾向。最终，丈夫越来越放肆，妻子越来越卑微，家庭关系变得极为扭曲。
这就和二战期间的绥靖政策一样，希特勒不断试探，先是驻军莱茵河，然后扩军，再之后吞并奥地利、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横扫法国。由于英法在最开始的时候对希特勒的敲诈和勒索过度容忍，失去了底线思维，不断刺激了德国的野心，最终使纳粹的胃口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
因此在情侣博弈中，过于强硬和过于妥协的男性往往很难处理好于对方的关系。过于强硬，那很有可能会使女方提早离开；过于妥协，很可能会使女方在潜意识中产生一种错判：高估了威慑的作用。最终女方姿态可能越来越高，男方怨气越来越大，进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正确的做法是设置止损线，当女方无理取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及时给与制止，以避免女方会形成“动不动就搞威慑”的路径依赖。
在夫妻博弈中，女性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当男方出现家暴倾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制止，不能因为心软或者其他原因过快/过低成本地就原谅对方，这样只会助长男方的气焰，使夫妻关系走向悬崖。早发现、早重视、早治疗有利于夫妻关系长远发展。
不仅是夫妻博弈，大多数时候，在社会中过度老实、过度忍让、过度妥协的人最容易吃亏。假如社会分为三种类型：老实人、普通人和狡诈者，老实人遇到狡诈者的时候很容易被占便宜，过度纵容只会使对方得寸进尺。因此人不能过度妥协，应该坚持底线思维，在确定对方动机不纯的时候要坚持底线。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枚核弹？
有观点认为中国需要一千枚核弹，这个观点赢得了大多数网民的拥护。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核弹需要枚，达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水平，这样才能确保国家安全。
世界主要大国核弹头数量排名：
首先可以确定一个观点：当前阶段中国无需将核弹数量提升至美俄水平，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没有太多战略意义。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所以造上万枚核弹，是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当时美苏所持有的的核弹数量，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1、有足够的核弹头以摧毁对方阵营；2、规模足够庞大，以致于在遭到对方核打击下仍有二次核反击能力（假如核打击会摧毁自己方90%核武器，那么剩下的核弹头必须能立马进行二次核反击），且这种二次核反击仍能摧毁对方阵营；3、二次核反击后必须剩余一部分核武器，且这部分核武器能够维持一定的威慑能力，以避免被有核国家核敲诈。
第一个条件很好满足，对美国来说一百枚核弹头即可摧毁苏联主要城市，两百多枚核弹头即可摧毁华约所有大城市。假设考虑到拦截率和发射失败率的情况下，仅有50%的核弹能成功发射到目的地，那摧毁苏联和华约大城市所需的核弹分别是枚和枚。
考虑到第二个条件后，所需的核弹头大幅上升。假设美国在遭到苏联核打击后，仅剩10%的核弹头，这部分核弹头需要满足摧毁苏联阵营所有大城市的能力。则美国总共需要/0.1=枚核弹。
考虑到第三个条件后，所需的核弹头再翻一倍。即美国在遭到核打击后，剩余的10%的核弹只能发射一半用于摧毁苏联，剩下一半用于维持自身威慑能力，避免被有核国家敲诈。则所需的核弹头为÷0.5÷0.1=枚。
对苏联来说，也是如此，其也必须要能满足这三个条件才可以在军事上与美国争霸，苏联要想摧毁美国阵营（北约）也需要枚以上的核弹，因此算下来苏联也要维持上万枚核弹才能满足争霸需求。
但今天中国对核弹数量的需求和冷战期间的美苏截然不同，美苏是军事上的争霸，是生死搏斗。但今天的中美更多是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较量，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适宜文斗而非武斗。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也并非军事争霸，而是用于威慑，为的是保障国家安全。而且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很难在军事上造成威胁，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需要中国来制衡美国、英法与中国没有太深刻矛盾、印度核弹太少难以构成威胁，因此中国的核弹只需用于威慑美国即可。
中国所持有的的核弹数量，只需满足一个要求：在遭到美国核打击的情况下，能够对其造成二次核反击，且这种核反击能够使其付出巨大代价（这种代价要远高于其与中国和平竞争的成本）。理论上来说，摧毁美国最大的二十座城市即可从根本上动摇其国力，使其沦为二流国家，因为这些城市不仅有很多关键的生产资料，还有最多也是最重要的资源——人才。这已经明显超出了美国与中国和平竞争的成本，与中国和平竞争，美国最差的结局就是势力范围退回到美洲，成为区域性发达国家（毕竟美国依靠地大物博的禀赋仍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前二十的大城市被摧毁，那意味着美国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会彻底丧失，美国的精英阶层也会有肉体毁灭的风险，这是美国决策层不敢冒险的事情。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将动摇美国国力的门槛提高——需要摧毁其50座大城市才能瘫痪其国力。考虑到拦截率50%，我国需要枚核弹才能瘫痪美国。
假如我国遭到美国核袭击，被摧毁了90%的核力量，这种时候仅能依赖剩余10%的核弹头对美国进行反击，为了为了瘫痪美国，这10%的核弹头必须＞枚。算下来可得：我国所需要的核弹头至少为÷0.1=0枚。
相比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我国在完成核反击后不需要剩余的核弹头。因为我国的核武器是拿来防御而非进攻的。美苏之所以需要在核大战之后保留一定的核弹，是因为其试图在核战争之后依然有能力威慑到其他竞争对手。但假如我国真的经历核战争后，是不需要这部分核弹头的。因为战后一片废墟的中国，即便拥有残余的核武器也无法继续威慑仍拥有庞大核武库的美国。好比被狮子偷袭后的猎豹，在重创狮子后已经奄奄一息，这种时候即便仍保留牙齿也无法威慑狮子，保留牙齿的意义已不存在。理智的做法就是在被狮子偷袭的时候用尽一切手段让狮子付出代价。
那么是否我国就真的需要0枚核弹呢？也未必，重点不在于核弹头多少，而在于二次反击能力。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之所以保留如此庞大的核弹数量，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核武器的隐蔽能力差，大多位于发射井等区域，一旦暴露很容易遭到对方优先打击。但当今来看核武器的载具更加多样化，除了可以储存在发射井中外，还可以大量搭载在运输车、火车、核潜艇上，比如我国的DF-41就可以选择车载的方式，并配备核弹头，一旦我国遭到核打击可以立马将核弹扔出去。由于车载、核潜艇机动性较强，敌方很难随时锁定其所在区域，因此有利于规避核打击。假如是核弹是储存于发射井，那么一旦对方掌握我方储存坐标，则有可能先发制人对我进行打击。但如果是储存于运输车、火车、潜水艇上，由于坐标难以随时锁定，因此很难被定点打击。也就是说，理论上，我国再遭受到美国核打击后，还能保存20%以上的核反击能力。
因此我国所需要的核弹头就是（用于瘫痪美国）÷0.2（遭到美国核打击后残存的核弹头比例）=枚。仅需枚核弹，就能完成国防使命，对美国建立核威慑。因此无需0枚甚至上万枚的核弹，因为我国核战略是自卫而非争霸，太多的核弹头不仅消耗财力，还会引起它国恐慌。当初苏联为了维持与美国军事争霸而穷兵黩武，导致挤占大量民生资源，须引以为戒。
另外，威慑学的另一种使用方式在于不确定性威慑。有个著名的成语叫黔驴技穷，就是讲某地出现了一头驴，老虎由于没见过驴所以很害怕，因此最开始的时候只敢不断试探，当驴发出咆哮的时候老虎反而被吓得落荒而逃。直到最后老虎确定驴只会用蹄子攻击后才对驴大打出手。这个故事中，驴是打不过老虎的，但驴之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能对老虎建立起威慑在于驴相对老虎拥有不确定性。老虎不知道驴的真本事所以只能不断试探，但是由于驴过早的暴露出自己只会蹄击这一防御本领，而被老虎吃掉。如果驴是理性的，那它的最优策略就是不断保持神秘感（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来对老虎产生持续性的威慑。
因此，中国的核战略，应该遵循的最优策略就是保持不确定性。不主动公开核弹头数量、不主动暴露核打击能力、不轻易让西方知道自身虚实，通过不确定性来建立威慑。很多网民试图知道官方到底拥有多少核武器，但这样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官方公布了核弹头数量，就相当于主动丧失了不确定性这张威慑牌，会使西方国家轻易锁定我国核武器所在位置和核反击能力。
就好比一个美国人如果误入贫民窟，由于不知道里面是否有抢劫犯或小偷，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深藏不露，并假装自己有枪。出于不确定性，抢劫犯或小偷更愿意对防御能力较弱且确定性更高的其他人（比如独自行走的女性）下手，而非对摸不清虚实的人下手。
另外威慑不能过度应用，否则会引起对方猜疑甚至全面对抗。比如一战前德国大力发展公海舰队，这对严重依赖海洋贸易的英国造成安全威胁，出于猜忌，英国将德国锁定为头号竞争对手，最终引发灾难。冷战初期，美苏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事实上美苏在最开始的时候联手扳倒了英法殖民体系，双双获益。但由于苏联大力发展军备，特别是核武器和太空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导致苏联被美国锁定为敌手，造成严重后果。
当今我国应该引以为戒，过度威慑会造成造成美国的猜疑甚至是恐慌。比如航母，对我国来说三艘航母即可维护国家安全，因为拥有三艘航母的中国海军足以打败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的海军，比如印度、日本。过多的航母/过于庞大的海军边际效用递减，因为如果新建的航母不够多（比如再建5艘），还是无力与美国海军对抗；但是如果造得太多，一来耗费资金，二来会导致和美国的军备竞赛，加剧对立情绪。
这就好比跑步比赛，第一名的成绩遥遥领先所有人，这种时候第二名只需微微领先第三名即可，无需消耗大量体力去追赶第一名，因为这会导致本来就领先的第一名加快速度，引发恶性竞争。一战前，作为陆权国的德国，舰队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为了与英国搞造舰竞赛，大量消耗资金用于建造军舰，最终导致陆军缺乏军费，使其在后来的陆战中捉襟见肘，德国庞大的舰队由于不是英国对手，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
因此中国的核弹头不宜太少，否则无力对美国建立核威慑；但也不宜太多，否则会过度刺激美国，引发核竞赛。核威慑的关键在于威慑，而非恐吓。如果威慑变为恐吓，会加剧对方恐慌，遭到对方全力反扑。好比一个人独自上街时配备了棍棒，就能有效威慑歹徒，使歹徒不敢轻易进犯。但如果这个人上街时配备的不是棍棒而是炸药，那就会使威慑转变为恐吓，势必会引起街上其他人的恐慌，有被群起而攻之的风险。中美关系应当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应当给美国留一定空间，否则失去安全感的美国一定会不计一切代价削弱中国。中美的全面对抗将会是全人类的灾难。
群体博弈与集体防卫
我们所熟知的博弈论大多是双人博弈，即参与主体只有两个，当然博弈论也可以拓展到三个。不过在国际关系中，参与者通常远不止三个，而且是非均势的，因此博弈模型会非常复杂，这种时候就需要群体博弈论。
首先来看不完全信息群体博弈，即参与博弈的主体很多，且对手的新息未知，这种场景下最优策略是什么呢？是不确定性威慑，或者说就可以隐藏自身。假如一个人突然遇见一群猛犬，那最好的策略不是惊慌失措大喊大叫，更不可转身逃跑，因为这样会暴露自身弱点，导致猛犬紧追不舍。最优策略是与猛犬对峙，利用猛犬对人类的不确定性（认为高大的人类不好对付）来威慑猛犬（当然也不要直接冲上去和猛犬搏斗，因为这样会导致猛犬出于自卫原则而攻击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大型肉食动物之间很少发生激烈搏斗，比如一头熊和一只老虎遇到的时候，双方往往会故意避开对方（除非真的很饿），这种策略是符合大自然选择标准的。因为无论是熊还是老虎都无法确定能否打败对手，双方之间都产生一种威慑，这种时候妥协和退让是最优选择。
假设参与主体很多，且信息未知，在无法判断对方善恶的情况下，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隐藏自身。如果对方是善意的，那么可以通过之后的行为逐渐了解，进而改变策略，与对方合作。如果对方是恶意的，那也可以通过之后的行为掌握之中行为，进而继续隐藏自身，利用不确定性来威慑对手。通俗易懂地说：假如一个人到了陌生的环境，周围人情况未知，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低调，静观其变，否则如果遇到坏人很容易暴露自身短板。
如果是完全信息群体博弈，那情况又会复杂得多。典型的比如枪手博弈模型，弱小的两方通常会优先选择攻击最强的另一方，进而达成一种隐性的联盟。在我国的三国时代，蜀汉和东吴就一度联合起来对抗最强的魏国（但后来东吴的孙权短视偷袭荆州，导致联盟破裂），这就是一种博弈的均衡。但事实上，在真正的国际关系中往往是多轮博弈，而非一回合制博弈，因此情况又会复杂一些。
在多回合完全信息群体博弈中，联盟体系就会变得复杂。一般分为三种联盟体系，第一种是合纵，即实力弱小的国家往往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实力强大的国家。比如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多次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冷战时期诸多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不结盟运动，以共同对抗美国和苏联的威胁；欧洲国家联合起来成立欧盟，以共同应对美国和俄罗斯；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东盟以增加防卫能力。
合纵可以看做集体防卫策略，这也是弱国的生存之道。集体防卫成立的条件很苛刻，当联盟中的任一成员遭到外界攻击时，整个联盟必须一致对外反击。因此，集体防卫策略虽然看上去很厉害，因为联盟的实力通常可以压制单一的对手。但集体防卫成立的前提是加盟国不能心怀鬼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针对秦国搞的合纵经常瓦解，根本原因在于六国的根本利益不一致。韩国和魏国是最希望削弱秦国的，因为它们离秦国最近，最容易遭到秦国侵略。但赵国和楚国国力稍强，且与秦国有屏障做阻挡，因此不愿意出全力讨伐秦国。燕国和齐国是最不愿意抗秦的国家，因为二者与秦国不接壤，削弱秦国只会便宜了韩魏。在这种情况下，合纵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六国面临一种囚徒困境，都不愿意与秦国拼得鱼死网破，以免被其他国家摘了胜利的果实。这也给了秦国一一击败六国的机会。
东南亚国家所组建的联盟也非常脆弱，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如果作为一个整体，那东盟在与中国谈判时可以争取很多主动权。但中方一直坚持单边会谈而非多边会谈，因此可以在谈判桌上一一击败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而泰国、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没有争议，因此也不可能为越、马、菲等国家出头。
因此集体防卫的策略，对小国来说是很难实行得通的。小国在外交上更多只能依附大国。在某种程度上：小国的外交决定其内政，而大国的内政决定其外交。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其国家策略只能是依附于美国或中国，在前几十年里，新加坡一直充当美国势力进驻东南亚的桥头堡，通过为美国制衡中国出力来获得好处。但未来来看，随着中国在东南亚的支配力越来越强，新加坡的骑墙战略可能会被迫做出调整。
多回合完全信息群体博弈的第二种策略是连横，即弱小的国家投靠实力强大的国家，在强国间不断摇摆。我国春秋时期的大多数小国均采用这种策略，包括宋国、郑国、卫国这样的中型国家也反复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站队。晋国和楚国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拥有盟友，并采用集体防卫策略。当对立阵营的任意一国对己方阵营的国家发动攻击时，盟主（超级大国）将履行义务，组织整个阵营的力量来抵抗入侵。但这种联盟也是有风险的，当该阵营的超级大国遇到困难时，其很可能会放弃这种履行集团防卫的义务，最终将迫使被侵略的国家投靠对方阵营。在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各自组建的北约和华约也类似连横的策略，埃及等中东国家一度是苏联的盟友，但由于中东战争中苏联未能及时对埃及提供援助，后来埃及转投美国阵营，使苏联丧失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
多回合完全信息群体博弈的第三种策略是均势。在均势体系下参与博弈的国家大多体量相当，比如近现代欧洲，从三十年战争到一战这几百年里，欧洲基本维持均势体系。无论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还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均无力在欧洲获得支配性地位。这种均势也得益于巧妙的离岸平衡，处于边缘地带的英国和俄国有足够动力阻止欧洲统一，以避免欧洲出现一个超级大国后使自身边缘化。在近现代欧洲，多次出现实力对等的联盟，比如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七年战争中的英国和普鲁士也能和法国、俄国、奥地利抗衡、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各大国也保持了有限的平衡。但这种均势随着德国的崛起而被打破，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国爆发，德国的实力迅速超过了英法，导致维也纳体系设计的大国均势被打破。
如果说小国间的集体防卫策略容易因为利益冲突而失效，大国体系下的集体防卫策略则容易因为逆向激励的走向极端。举个例子，正常情况下猎豹是不敢去招惹狮子的，但如果猎豹与老虎结盟，这种情况下猎豹就有胆量去挑衅狮子，因为猎豹知道自己有老虎的保护，这就是一种逆向激励。这种情况下狮子要么迫于老虎的压力而忍让，要么就对猎豹发起反击。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老虎也将面临取舍，如果因为猎豹的莽撞而与狮子开战，势必会导致两败俱伤；如果不帮猎豹，则会导致联盟体系分崩离析。因此集体防卫的策略是把双刃剑，未来我国的对外防御政策更多应该依靠核威慑和常规军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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