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艾迎
时间就像高铁，不断提速，将我送入了知天命的轨道。我的记性变差了，前段时间看了一部三D电影，已经记不清它叫什么名字了。但40多年前看过的电影，仍像一部厚厚的相册，不时清晰地展现在我的脑海中。
小时候，我就爱看电影。上个世纪70年代初，农村普遍没有电。每个公社都有放映队，轮流在每个大队演出电影。放映队一般在半下午来到村上，来时拉着一台柴油发电机。天黑前，把白色的电影幕布挂在两个木杆中间或者农民房屋的墙上，把一张桌子放在距离幕布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一次，放映队在张家塬大队堡子南面演电影。天刚黑，放映队的人把柴油发电机放在离放映场地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放映队一个皮肤白净、鼻梁高挑的小伙，熟练地把一个短绳子一拉，这个发电机就突突地响起来，比手扶拖拉机的声音还大，非常吵。大约20年后，我才知道，那个小伙叫景忠让，后来在县电影院当过多年的经理。一根很粗的黑皮电线把发电机和放映机连起来。放映员先是试镜头，把图像和幕布对端。一般放映正式电影前，先演新闻纪录片。很多新闻纪录片为毛主席接见外国领导人的内容。我看过毛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等外国领导人的记录片。那时，大家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看到毛主席都非常激动，有人甚至热泪盈眶。正式电影一般有三到四个片子，在换片子的时候，中间稍微停顿一下。我有时带着小板凳，有时站着看，有时站在幕布的另一边看。不论春夏秋冬，酷暑寒冷，我都是电影屏幕下的忠实观众。大人们也十分喜欢看电影。每次观看的人总在五六百人。
那时的电影，战斗片居多。国内战斗片主要有《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奇袭》《渡江侦察机》《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林则徐》《闪闪的红星》等，非战斗片有《战洪图》《青松岭》等，外国电影有苏联的《列宁在》，朝鲜的《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我十分喜欢看打仗的电影。看到八路军、游击队拿起机枪突突扫射，日本鬼子哗啦啦倒了一片，自己高兴地像吃了水果糖似的。李向阳、王成、小兵张嘎、潘冬子等英雄人物，如一粒丰硕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系，塑造了我爱憎分明，克服困难，乐于奉献的灵魂。
我们看了电影，还喜欢模仿。我家院子住着三户人家，有两个比我大几岁的叔叔，是我的好朋友。一次，大叔叔，仿照《地道战》，自封为山田（日本陆军队长），封小叔叔为汤丙会（伪华北治安军司令），封我为毛毛兵。他举起一把木刀朝向前面，弓着腿，模仿山田大喊道“嘎嘀嘀”，“汤丙会”和我便快速冲了出去。我们仿照电影，做了很多“武器”，多数为手枪、步枪（枪管是钢管，可以射击），还有刀、弹弓。我们在闲暇的时候，经常唱着“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萝卜辣子多卖两块五”等当时电影的插曲，扎着帆布腰带，拿着枪和弹弓，向假想敌人麻雀、野鸡发起攻击，有趣极了。有时，我们这些“战斗队员”將战利品用泥包住，生起火来烤熟吃，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我最爱听爱唱《英雄儿女》的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这首歌曲虽然是女声唱的，但十分豪迈，听了让人心潮彭拜，意志坚定。
我们一般看电影，都在方圆六七里以内。但有一次例外。我10岁时，我们王家庄小学几个班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步行十几里路，来到千阳县剧院看电影《决裂》，到现在还记得“马尾巴的功能”这句台词。剧院有固定的座椅，一排比一排高，视线开阔，比野场子看电影舒服多了。
上小学时，我们也有家庭作业，但不多，三下五除二就做完了。下午放学后的主要任务是去地里给猪揪草，到沟里割柴。这些事干完了，我和小朋友们就开始做有乐趣的事情。第一件乐事儿，就是赶紧打听哪儿有电影。有个小朋友，稍微年长些，消息特别灵通，早早就打探到最近几天附近演什么电影，一般肿（准）得像蜂蛰了一样。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活电报”。偶尔，他的情报也有误差。一个傍晚，我们几个小朋友兴冲冲就往岭底下村赶，没看到电影，倒是一家去世了人，亲人们正伤心地嚎啕大哭。我们这些胆小鬼赶紧调头往回跑，心里总觉得好像有鬼影在后边追着似的。过了几天，另外的小朋友问我们看的啥电影，我们回答说看的《白跑气喘》。回到家，大人也不问去哪里了，不像现在的家长有那么多的担心。
年秋天，我进入千阳中学上初中。一次，老师组织我们到县电影院（在现在文化馆对面）看电影。电影院的放映大厅还没有修起来，演的是露天电影。院子放了一溜一溜的木椽，那就是我们的座位。教我们英语的李老师和我们同行。他年轻帅气，从电影院旁边的丈人家搬来了木椅子，和漂亮的未婚妻并排坐在一起。老师和他的未婚妻笑容可掬，品尝到了满满的幸福。
除此以外，我在千阳中学上学期间，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在外边看电影的机会也不多。但是，个别痴迷电影的学生总会偷偷溜出学校大门，到外边去看电影，晚上再从操场的围墙上翻进来，以至于操场东边的围墙出现了几个豁口。
年秋天，我到西安上学后，看电影就比较方便了，学校基本每周放一场电影。就这，我们还觉得不过瘾，有时到边家村工人俱乐部和南门里边的光明电影院去看电影。有一次，我只装了一元钱，到边家村工人俱乐部排队买电影票，有几个小青年使劲乱挤，我感到十分生气，觉得他们太没有修养了。轮到我买票的时候，一摸口袋，钱不翼而飞了。我才知道，乱挤的人是贼。只好懊丧地回到了学校。在西安，我们不仅看了当时最有名的电影《老井》《红高粱》，听了《老井》导演吴天明的讲座，而且学习了电影课程，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年3月后，我回到千阳工作，住在县电影院附近，看电影比较方便，对电影院更加熟悉了。电影院和电影公司是两个单位，同在一个院子，电影院负责电影放映，电影公司负责向各乡镇发行电影片子。书法家耿岁劳在电影院上班，负责写电影牌。那个黑色木牌，二尺多见方，安装了一个铁丝做成的扣子。上边是他用白广告写的楷书，某月某日某时，上演某某电影。虽然字不多，但个个遒劲有力，十分工整，很见功夫。看这个广告牌，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那时，电视基本得到普及，还没有网络和手机，打麻将、打台球、看录像、跳舞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时尚。电影院门口附近形成了千阳唯一的夜市，是千阳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天一黑，这里的夜市灯火通明，俨然白昼，人流如织。电影院里边既放电影，也放录像，还有水晶宫浴池。电影公司在其楼下也设立了录像厅，还有艺谋商店。电影院门口对面服装厂内的几间房被承包了出去，有一家放录像的，有一家跳舞的，家家爆满，歌声阵阵，舞曲优美。电影院门口向西一溜子，大概六七十米长，摆放了20多个台球案子。每打一场，由输家支付5毛钱。台球案子张张忙碌，年老的、年少的，拿着台球杆，猫着腰，眯缝着眼睛，在白球上寻找着力点，有人温柔打出去，有的使劲弹出去。有的人每打必进，有的人频频將白球和目标球打入网袋。有的人不停调整打球方向，擦一擦球杆顶部，有的还用背杆击球，非常谨慎，好像打的是国际台球赛。对面服装厂门口两边和前边，以卖吃食的较多，先后有两家酒店，有喝酒的，划拳的，有长江烤肉，卖面皮的，卖生啤的，卖水果的，也有开书店、商店的。我当时感觉，好像城里人，特别是年轻人，晚上不到电影院门口夜市来转转，不过一下眼瘾、口瘾、手瘾，就睡不着觉似的。
电影红火了几年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电影院就增设了旅馆业务，每人每天住宿需要大约30元钱。凡住宿的客人，看电影免费。年，电影公司大楼拆除，改建为家属楼。电影院门口的夜市消失了。年，进行地产开发，电影院大厅被拆除。年1月，在原来电影院的基础上盖起的“千湖国际影城”开始营业，进口和出口都在南关路华御金座5层，配有电梯，3个高标准现代化影厅，同时可以放映3部不同的3D电影，票价贵了许多。相对而言，电影仍然是年轻人的厚爱。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去而不返。但我忘不了，小时候在黑乎乎的夜晚，电影给我带来的幸福、快乐和知识，也忘不了与电影有关的人和事！我庆幸，我依然住在千湖国际影城的隔壁，常常从老电影院门口走过，还能让我回忆起以前看电影的美好时光！
爱千阳随心打赏，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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