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马克龙来源
法国外交使节会议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了一年一度的外交使节会议。外交使节会议的意义非凡，它是法国驻外一百多个国家的使节，每年夏天长假之后都必须回到巴黎参加的使节会议。会议上，马克龙对现今的国际局势进行总体分析，他发出叹息：“西方霸权已近末日！”如何看待今日世界权势大转移？马克龙的闭门演讲，极具含金量，思想潮推荐阅读。马克龙演讲全文：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座的使节们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是的，国际秩序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方式给颠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说，这是我们历史上经历的一次重大颠覆，它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具有深远影响。它是一次国际秩序的转型，一次地缘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战略重组。是的，我必须承认，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自18世纪以来，以西方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源自18世纪受到启蒙运动启发的法国。这是一个源自19世纪受到工业革命引领的英国。这是一个源自20世纪受到两次大战崛起的美国。法国、英国、美国，让西方伟大年。法国是文化，英国是工业，美国是战争。我们习惯了这种伟大，它让我们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掌控着绝对的支配权。但事情正在起变化。有些危机来自于我们西方国家自身的错误，而有些，则来自于新兴国家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内部，美国在面对危机中的多次选择错误，都深深动摇着我们的霸权。注意，这不只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国的其他总统也作出了其他错误选择，克林顿的对中政策，小布什的战争政策，奥巴马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量化宽松政策。这些美国领袖的错误政策，全都是动摇西方霸权的根本错误，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极大的低估了新兴大国的崛起。低估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的，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我们打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他们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俄罗斯在不同的领导方式下，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印度也在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同时他也在成为政治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这几个国家对比美国，法国和英国。我们不说别的，光是他们的政治想象力，都要远比今天的西方人强，他们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开始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他们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开始追寻自己的“国家文化”。这和民主不民主无关，印度是民主国家，他也同样在这么做，寻找属于自己的“国家文化”。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而这，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我认为目前这些新兴国家的政治想象力，是高于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很重要，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内涵，能够引出更多的政治灵感。在政治上我们能不能做的更大胆点，新兴国家的政治想象力，远超过今天的欧洲人，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我。中国已经让7亿人口脱贫，未来还将有更多人摆脱贫困，但在法国，市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过去一年中产阶级的愤怒，让法国的政治秩序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以来，法国人的生活就在一种平衡中。个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产阶级，这三者是平衡法国的政治的三脚架，但是当中产阶级不再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时，当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危机就诞生了。他们就会对民主与市场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这样的制度还能让我获得更好的生活吗？他们有权利这么怀疑，并且也有权利加入到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在英国，政治体制的沦陷更为明显。英国脱欧的响亮口号，Takebackcontrol(夺回控制权)说明了一切。民众认为，自己的命运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夺回控制权”。而“夺回控制权”的直接方式，就是脱欧，他们厌恶了欧盟，厌恶了老套的政治，他们想要更富有政治想象力的事情出现。归根结底，是过去的政治制度无法让英国人获利，甚至让他们活得越来越糟，但上层的政治领导者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失败了。至于美国，美国人虽然同属西方阵营，但他们一直与欧洲有着不同的人道主义标准（暗示宗教）。美国人对气候问题，对平等，对社会的平衡敏感性，和欧洲并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国贫富差距比欧洲大得多）。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存在着明显差距，即使美欧深深结盟，但我们的差异一直存在。特朗普的上台，只不过是将原本的差异，放大化了。我必须强调，欧洲与美国不同。欧洲的文明计划，当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罗斯的东正教徒来决定，但欧洲长时间的跟随美国，将俄罗斯从欧洲大陆驱逐出去，这样的政策，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美国需要让“俄欧对立”，但欧洲需要吗？欧洲配合美国，驱逐俄罗斯，这可能是欧洲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错误。驱逐俄罗斯的结果，就是普京别无选择的必须去拥抱中国，而这正好给了中国与俄罗斯抱团取暖的机会。让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与另一个对手相结合，形成一个巨大麻烦，这就是美国人的做法。如果欧洲不驱逐俄罗斯，俄罗斯的政策也绝不会那么反西方。那如今在地缘政治上，给与东方大国的帮助，也就不可能那么多。但欧洲的问题，在于军队。因为北约的存在，欧洲想要再组建一支欧洲军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只要“欧洲军”一天不存在，欧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国的政治指令操控。可悲的是，当我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谈到这些时，我们都是悲观的，目前的欧洲，没有人拥有这种能力去组建一支欧洲军，更没有人对这项重大的战略性政策，给与投资。但欧洲军是制衡美国的关键点，没有欧洲军，欧洲就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可言。是的，美国是盟友，是我们长期的盟友，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长期绑架着我们的盟友。法国是一个强大的外交大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是欧盟的心脏。让俄罗斯脱离欧洲，或许是一个绝对深远的战略错误。法国如果无法将俄罗斯拉回欧洲，那也不愿再继续参与，加剧紧张局势与孤立俄罗斯的政策。目前俄罗斯与那个东方大国，双方都没有要结盟的兴趣，但没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紧逼的话。中俄还会不会如此肯定的说，我们不会结盟。我们朋友的敌人，就一定是我们的敌人吗？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那他一定是欧洲的敌人吗？我们需要建立欧洲自己的新的信任与安全架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那欧洲大陆将永无宁日。美国人说，这个在武器装备上进行大量投资的国家，这个人口结构不断下降恶化，这个不断老龄化的国家。美国人问我，我们该害怕这个国家吗？我们该和这样一个国家和解吗？我反问美国人，把俄罗斯与加拿大的位置互换一下怎么样呢？除了经济动荡和地缘政治动荡外，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第三个大动荡，无疑就是技术革命动荡。大数据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在大智能于全球化中铺开时，信息技术的进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智能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人类学变化，也为我们创造了全新的空间，一个需要人类去重新审视和制定规则的空间。这是一个目前全球都不曾触碰的新技术规则空间，也是一个所有人都该认同与参与的，互联网国际秩序规则。但在这套新规则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失衡，更是人类学上的阶级矛盾与意识形态矛盾。最终，它会给我们引以为豪的民主带来沉重的撕裂与不稳定性。在座的使节们都能看到，经济动荡，地缘政治动荡，信息技术动荡，民主的动荡。所有这些动荡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现在需要如何做？我们是继续当观众，当个评论员，还是去承担我们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都失去了政治想象力，让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习惯来主导我们的策略，那我们……一个共和国总统，一位部长，一位外交官，一个士兵，在这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继续照过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话。那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肯定会“失去控制”。而“失去控制”后，等待我们的，就是消失。文明逐渐消失，欧洲逐渐消失，西方霸权的时刻也会一同消失。最终，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将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欧洲，将完全失去掌控权，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于突破和冒险的政治策略。这种不同于以往老欧洲的政治策略，会导致现在的很多事情失败，而且国内也有大量的评论员，批评家说它不会成功。但致命的不是评论和批评，而是失去“勇敢的心”与“充满想象力的思维”，并且我认为，唯有去尝试一些勇敢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才是深刻体现法国国家精神的最佳方法。只有法国，能重新树立深刻的欧洲文明；只有法国，能从欧洲战略和国际政治的高度，去考虑欧洲的存亡问题。法国精神，是一种顽强的抵抗精神，是对与众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抗拒精神绝不会屈服于事务的必然性与适应性这种贯彻于法国人灵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国，才能改变欧洲渐渐被“两极”吞噬的历史趋势。接下来法国将有几个重要的议程方向，第一是“欧亚议程”。法国将促进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与欧洲联通战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该融合必须在尊重我们的主权和规则上进行。十年前我们在欧亚融合上犯了一些错误，欧洲在处理那场重大的金融危机时，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开展了私有化，来降低欧洲的部分主权。从南方的意大利到北方的英国，但我们不会去责怪聪明的中国人，我们只能怪自己蠢。另外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法国还必须和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起“法国战略”。这是对于法国欢迎中国丝绸之路战略的一个“补充”。我们在一个地方帮助了对手，那我们就必须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这是政治的一贯玩法。法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建立“法国影响力”，去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崛起，毕竟法国在该地区拥有百万居民，更有近一万名战士。法国要成为该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法国第二项重要议程是——优先建立欧洲主权。我已经与很多人聊过，欧洲主权绝不是一个空洞的词，但我们早已犯了将主权的话语权留给民族主义者的错误。民族主义者绝不代表我们的主权，主权是一个好词，他代表我们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对一切的控制，那主权也将一无所有。所以民族主义者有权发表他们的声音，但他们绝不代表欧洲主权。几十年来，欧洲已经建成了一个强大，友好的市场，但同时我们也是最开放，和最幼稚的市场。而且我们在讨论欧洲主权时也必须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国，无论英国脱欧最后结果如何，欧洲主权都包括英国。欧洲主权另一个方向，是国防，关于欧洲防务问题，自年代以来就没有任何进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讨论的。但是时候建立一个拥有更多国防主权，依靠欧洲基金和欧洲军队的倡议。我认为目前正是商谈“欧洲国防主权”，几十年来的最佳时机，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节，多加努力。欧洲主权的另一个侧重点，是欧洲对于边界的思考，这问题也将引申到对于人口和移民的话题。欧洲自年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机，我们必须摒弃关于难民的紧急管理制度，从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人才登陆机制。我们更应该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恢复我们在巴黎所做的移民过滤工作。最后是关于经济和金融主权的部分。我们现在正积极的谈论伊朗，继续捍卫我们主张的伊朗议程。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们决定保护伊朗，但我们的公司要前进，也要依赖美元。注意，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和美元作斗争，而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欧元主权”。但这个过程实在太慢了，我们进展的太慢了！而且在建立数字货币主权上，欧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为数字货币，也必将影响未来的经济主权。重建欧洲的主权，经济主权，国防主权，边界主权，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加强欧洲的一体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国家的干扰。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拥有强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权受到挑战的时刻，我们更应发挥各自的政治想象力。掌控欧洲人自己的命运，将控制权还给我们的人民。在外交上我依靠你们发挥重要作用，我不胜感激的提出这些要求。我将永远在你们身边，以让法国成为引领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的核心。使得我们的使节在世界各地都有强大的代表实力，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超越我们的国家利益，让我们的价值传遍世界。我谢谢你们！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伊曼纽尔.马克龙
延伸阅读：
傅莹：在慕安会感受西方对华复杂态度应邀出席了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有几点印象和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欧洲反思西方地位和作用，寻求超越困境、自我更新。
年2月10日发布的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题目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讨论了“西方”作为一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报告列举西方内部的矛盾及其与外部的冲突，感叹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西方了，而且西方本身也变得不那么西方了，从而提出“西方的缺失”这个概念。
慕安会诞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冷战中，初衷是协调西方立场。冷战后视野扩大，开始 这个表述反映了弥漫在西方内部的一种焦虑情绪——担心西方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失去主导地位、 何谓“西方”?从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西方既是地理和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的。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历经城邦制、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殖民扩张乃至美国崛起，逐渐形成文明体系并不断被充实和强化。现代西方人以欧洲各民族及其后裔为主体，思想文化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以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为价值信条。这些共同筑就了西方对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在物质层面，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基于海洋、大陆扩张和金融霸权，引领了军事革命和科技创新，主导了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一度冲高到国际权力的顶峰，并且强力推进了全球化进程。而后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和全球产业链重组，西方的综合实力被稀释。美欧在全球推进西方化遭遇一连串挫折，自身问题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价值理念的光环褪色。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西方已经难以在塑造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上发挥绝对主导力。
从本次会议的一系列讨论可以看出，经过四年反思，欧洲战略界的思维更加聚拢了，对于“西方缺失”的判断主要源自两方面的认识。
一是对中国崛起抱有既给予认可又充满担忧的矛盾心理。尽管欧美经济总量相加仍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6%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体占到三分之一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是无法逆转的持久现象，欧洲乃至西方须努力适应，找到与政治制度迥异的中国和平共存的路径。
二是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不满，认为美右翼主导下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倾向背离了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特朗普政府不顾及欧洲利益、重大决策不与欧洲商量的做法，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双方渐行渐远，欧洲须“形成自己的战略”，“走自己的路”。
欧洲对西方的反思是多维度的，一方面看到“体系性危机”正在发生，但也认为西方的“自觉”仍在，并非行将“终结”。他们对中国等新兴力量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进而不断壮大感到不适，但也对为保全体系而调整规则和协调共存持开放态度。所以，欧洲并非在为西方唱“挽歌”，而是希望从战略、价值观和务实层面进行再构建，对世界是否会陷入美国与中、俄激烈竞争，进而分裂的状态审时度势，试图寻找自己的新角色，谋求发挥更大作用。为此，他们强调“超越”，对内超越利益和价值差异，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对外超越原有路径依赖，发展更为多元、平衡、灵活的全球战略。
二、美国强势要求欧洲站队，试图推动形成与中国竞争的统一立场。
美国对慕安会高度重视，当作宣传政策和协调跨大西洋立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会议美国人的出席相当抢眼，有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的20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出席，在会议的大小场合都有美国人的身影和声音。而且美方显然是协调了两党一致的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炮弹”，其中的核心诉求是阻止欧洲国家使用中国华为的5G技术。
蓬佩奥在慕安会上的演讲不长，却用三分之一时间批评中国。埃斯珀在讲话中也指责中国通过华为实施“邪恶战略”。美国人如此聚焦中国，且对华为这样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喋喋不休地进行话语攻击，在会场得到的支持有限。确实有人追随美国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但也有不少人更加理智地观察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希望更多了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从中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基点。美国政客无礼和粗暴的态度也引发一些与会者反感。
三、中国因素是本届慕安会的主要焦点之一，疑惑、误解和期待交织。
王毅国务委员在大会上的演讲赢得广泛重视和肯定，秦刚副部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公开论坛上的讲话也产生良好效果。佩洛西在“西方民主状态”分论坛上大谈5G问题时，我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她声称对中国妥协就意味着损害民主、人权、经济独立性和国家安全，把问题上升到制度安全的高度。我提出质疑，问她为什么华为能威胁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佩洛西显然习惯于在没有中国人的场合大肆攻击中国，未估计到在这里会被人质疑，而且她好像对5G技术不很熟悉，只是在念口径而已，因此回答我的提问显得有点吃力。从会场反映看，许多人赞赏我的提问，但也有人为美国抵制华为辩护，说中国也在抵制西方媒体。
在今年的慕安会上中国议题突出，明确涉及中国的分论坛多达11场，包括“西方如何面对中国挑战”“跨大西洋关系与中国难题”“欧洲如何对付崛起的中国”“如果中俄结盟怎么办”“中国在全球军控中的未来参与”等等，还有关于南海、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网络政策的专题会，其他一些论坛虽然在题目设计上没有提中国，但也大都把矛头指向中国。
我观察，中国学者的发言和提问很吸引与会者的注意并经常得到肯定。一位德国学者参加了我的午餐演讲之后说，当面听你讲中国的情况，感觉我们是可以建立信任的，但在许多时候和很多问题上，很难直接听到中国人的意见和对一些重大问题有说服力的阐述。
确实，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差不多，需要以一些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来构建合作和协调关系。建立信任是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中央舞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大会后期的讨论中，我们区区几位中国学者要应对美国人铺天盖地的反华遏华声浪，深感力不从心，哪怕仅仅是争取出现在所有涉及中国议题的场合都分身乏术。当世界形势如此快速变化之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地位面临复杂挑战，我们应该有更多重量级人物出现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论坛上，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接走向国际，参与到外交斗争中来，否则很难改变当前国际舞台上，尤其在欧美的主场上，在中国话题上中国声音较弱的状况。
四、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国努力引发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罕见地高调出席慕安会，重点宣介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沉重代价，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共同打好防疫战。世卫组织专家肯定中国在应对疫情中展现出的强大能力。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将经验总结归纳，形成模式和样板，让其他国家参考借鉴，则是宝贵的国际公共产品。
尽管外界对中国仍存在一些偏见，在慕安会上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声音逐渐增多。还有不少欧洲企业界人士希望中方对抗疫物资需求提出具体目录，以便有针对性地募集援助。
会下也有欧洲专家表示，各国与中国的往来由于疫情而减少，许多国家采取了中断航班和交流的做法，导致中国陷入事实上的孤立，难免造成后续的负面经济和政治后果，应尽量减少、尽早结束这种非正常现象。有学者提醒，新冠肺炎疫情在中美间已演化成一场“脱钩”的实际操演，如不尽快修复，有可能固化为系统性“脱钩”。
出席慕安会的一个体会是，在中美关系紧张恶化之际，欧洲等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宝贵。这些国家大多不愿看到中美恶性竞争导致国际体系的分化、瓦解，不希望中美科技脱钩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他们希望中国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上发挥更多作用，期待中国真诚维护多边主义，而不要像美国那样从一己之利出发，对多边主义采取选择性利用的做法。同时，他们力图在全球格局变化中守护欧洲利益和地位。在中美大竞争的背景下，欧洲无法置身事外，也不愿选边站队，而是要加强自身的作用。欧洲所奉行的制衡战略客观上起到加强全球多边主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多与各方力量沟通，增进了解，增强世界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识和聚合力量
傅莹：不能忘却的记忆——百年内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核心要点：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震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
■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相互争霸所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一战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二战是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道义以及和平理念的普及等，都在制约大国之间相互动用战争手段的意愿和条件，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中国既是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中国对亚洲保持和平和繁荣负有重要责任，不会让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扰。随着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在不断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投入。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周年，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过去了75年。百年沧海桑田，世界今非昔比。然而，人们对百年之内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难以忘却，国际史学界围绕一战、二战出版了多部重量级著作。讲史离不开论今，聚焦历史折射的是当代的疑虑：21世纪是否会发生新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
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权力的争夺是自掘坟墓
20世纪留给人类最深刻的教训是战争，尤其是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权力而发动的战争；留给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是和平，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英勇斗争赢得的和平。
回顾一战历史，不应忘记的是，这场战争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地理扩张去转嫁。垄断集团需要获取新的原料产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德皇威廉二世年登基后，就显露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抱负，他推行具有强烈殖民扩张色彩的“世界政策”，进一步激起德国社会鼓动战争的情绪。面对已被欧洲几大老牌帝国瓜分殆尽的世界，德国加紧扩充军备，企图通过战争改变格局。垄断资本阶层更是对夺取海外权益急不可耐。
一战爆发前夕，德国已攫取了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在新帝国中获利最多。然而，当时大英帝国已拥有超过本土面积倍、面积达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法国也占据了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国虽经济、军事实力已超越英、法，但殖民所获却小巫见大巫，对“残汤剩羹”自然不满足。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贪婪的本性敲打着战争的鼓点。
年6月28日，在巴尔干小城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由此点燃一战战火。这是第一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双方阵亡军人达万，受伤人数可能有两倍多。此外，还有大量平民伤亡，甚至有大批人死于饥饿和病疫。在欧洲许多小镇都能看到纪念一战亡者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冰冷名字记录着无数家庭失去的儿子、丈夫或者是父亲。这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自己造成如此惨重的祸害。
战争的结局是发动者没有估计到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都走向崩溃，“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得以建立。英法等战胜国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制裁，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未对战争罪责和极端思想进行彻底清算，一战后对政治疆界的划分也埋下许多至今仍不时发酵的纷争种子。战败后的德国没有认输，也不甘心接受《凡尔赛和约》的惩罚。不到1/4世纪后，当西方遭逢经济大萧条之际，脆弱的欧亚格局再次面临挑战。诚如法国元帅福煦看到《凡尔赛和约》时所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战”。
年，纳粹德国发动了声称要谋求“生存空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也早已点燃扩张和侵略的战火。这场被描绘为“侵略者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战争更加残酷，死伤不计其数。而被侵略、占领的国家和人民则进行了更加英勇顽强的抵抗和反击。二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欧洲列强丧失霸权地位，日本侵占亚洲国家和争夺世界权力的野心也最终破灭。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反殖反帝斗争风起云涌，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谋求自身发展，开始联合自强，不结盟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为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重要基础。
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实质上仍然是基于大国实力划分势力范围。此后，美苏为争夺霸权展开激烈角逐，使世界陷入长达40余年的冷战。虽然两大集团力量的相对平衡维持了基本和平，但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不断引发冲突，使世界长期面临战争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走向终结，人类社会开始朝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方向大步迈进。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动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使位居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蒙受如战败国般的屈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当政者投机、软弱的强烈不满。孜孜以求寻找救国之途的志士仁人对西方列强彻底丢掉了幻想。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帝爱国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思想大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航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军国主义率先于年发起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国人民独立展开局部抗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人民结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全国军民浴血奋战，战胜了侵略者。经过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最终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百年内发生的这两场战争，给人类留下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相互争霸所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两次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一战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矛盾不可调和。二战是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在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侵占他国、称霸世界的共同目的支配下，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了二战，一些大国推行的绥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同战争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是：第一，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是人类和平事业的真正危险；第二，战争必然引起反抗，进而也会导致革命，侵略者发动战争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三，用战争手段扩张领土、瓜分势力范围的时代走到了尽头。百年的历史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只有超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旧时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防止战争爆发的根本之道。
超越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道义以及和平理念的普及等，都在制约大国之间相互动用战争手段的意愿和条件，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出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此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印证了他的敏锐眼光。中国不仅预见到时代的变革，而且最先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利用全球市场的领先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政策也让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的成功为全球持续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世界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世界也充满活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公元0年至年全球经济重心在东方，之后用了90多年时间转向西方。在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重心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世界。但在进入21世纪头10年的短短时间内，世界经济重心向东方快速回移。这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但时代转换不像翻书页一样简单，历史逆流仍在一些地区涌动。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和战争数量虽有下降，但导致较多人员伤亡的地区冲突和一定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21世纪走向和平的路途充满曲折，和平时代的光明不时被强权的阴霾遮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并未摆脱“赢者通吃”的霸权惯性思维。冷战后许多涉及国际介入的国内冲突，都与西方输出其政治模式有关。西方对全球化的希冀不仅在经济层面，更企图实现全球政治西方化。
尤其美国追求独立主导世界事务，在全球范围不断强势推进自身的利益和理念，动辄使用武力，甚至编造发动战争的“借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相继陷入动荡，形形色色的“革命”从中亚扩展到中东。新一轮地缘争夺在各种政治辞藻的包装下推进着。这一切都彰显后冷战政治冲击波的印记。冷战历时40多年，理论上讲，20多年前就终结了。但事实上，这个结束的过程至今未画上句号，冷战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前伊拉克面临分裂的严峻局势，最恰当地说明了在政治制度上强加于他国带来的严重后果。
中国是新时代繁荣的贡献者、和平的守护者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是否愿与各国一道去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也至关重要，需要以自身的行动去回答。
回顾百年之内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学界热衷寻找新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他们把焦点放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同时也出现许多矛盾的亚洲，试图发现新的争夺和冲突的引发点，中国不幸成为“躺枪者”。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方学界长期持有的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分割世界权力、取代现存强国地位，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张。因而他们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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