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野夫《乡关何处》
期/塞尔维亚木头村——库斯图里卡心中的乌托邦与挥不去的乡愁2月22日，央视新闻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办“塞尔维亚人民永远和中国兄弟在一起”的主题音乐会声援中国抗疫。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塞尔维亚之行。其实，除了满大街的长腿帅哥美女，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没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可能是因为我习惯每到一处，总是将之与别处比较，这样固然会发现此处的独特，但我也会因此变得挑剔。我喜欢一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让我同时看得见历史、文化与艺术。在这一点上，贝尔格莱德是远不及欧洲很多城市的。好在我并不贪心，一段旅行结束，仍有一处景、一个故事、一顿美食让我难以忘怀，并由此产生一种情愫或引发一段思考，那么这段旅行就是有收获的。木头村，便是我的塞尔维亚之行最有收获之处，因为它会让我在怡然自得的漫步中不自觉陷入沉思。
木头村位于塞尔维亚西部Me?avnik山上，属于乌日策市附近的兹拉蒂博尔区，当地人称之为“Drvengrad”（意为“TimberTown”），是塞尔维亚著名导演艾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Kusturica，-)为拍摄电影《生命是个奇迹》而打造的取景场地，后经改造，成为库斯图里卡及家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和塞尔维亚的网红景点。《生命是个奇迹》以上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为背景，以塞族工程师卢卡和穆族姑娘萨巴赫的爱情为主线，展现了战争环境下冷酷的多元对抗如何在生活中被淡化，并走向和解。影片获年戛纳电影节“法国国家教育系统电影奖”和年“法国恺撒奖-最佳欧盟影片奖”。另外，木头村还是Küstendorf国际电影与音乐节的举办地。“Küstendorf”是库斯图里卡为此地的取名，由其本人的昵称“Kusta”和德语单词“dorf”(意为“village”)组成。因此，木头村其实有三个名称，即Me?avnik、Drvengra和Küstendorf。
《生命是个奇迹》剧照
这里也是塞尔维亚的民俗村，整个村庄传承了19世纪塞尔维亚的建筑风格，并获得“欧洲建筑奖”。我个人不认同“民俗村”这一说法，因为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常住人口人，并不从事农耕，干的都是与当地旅游业相关的营生。库斯图里卡曾在一次访谈中表达自己建立这个村庄的初衷：“在战争中我失去了自己的城市（萨拉热窝），所以我希望建造自己的村庄。在此为前来学习电影、音乐、陶瓷制作和绘画的人们组织研讨会……我梦想有一个开放的地方，以文化多样性对抗全球化。“他声称自己在这里找到了心中的乌托邦。
木头村大大小小不到30栋木屋，毫无规律散落在山坡各处，远远一瞥，每一栋房子很相似，但走近欣赏，却发现各自独特，尽显别致。酒店、餐厅、网球场、图书馆、电影院、小剧场、教堂、滑雪场……完全是一个设施齐全的度假胜地。
在此，库斯图里卡的不羁与率性表现得很“露骨”。入口处这座小雕像就是库斯图里卡本人，以一种非常滑稽的姿态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在雕像的上方，是“伊沃·安德里奇大街”指示牌。村里的每一个广场，每一条街道都是以人名命名。
库斯图里卡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名人在这里进行混搭，对其中一些人还赋予特别的纪念方式。熟悉下面几张脸孔吗？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阿根廷著名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和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年，加加林首次实现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这一年，库斯图里卡上小学一年级。库斯图里卡在回忆录中坦言，他的天文学兴趣随着年加加林的去世而丧失。为了表达对马拉多纳的敬意，库斯图里卡年执导纪录片《马拉多纳》。
当然，出现在木头村的“名人”，并非每一个都被库斯图里卡礼遇。瞧，小布什和索拉纳直接被扔进了监狱。国内某篇游记将索拉纳错误识别为布莱尔，然后人云亦云，布莱尔就这样无缘无故成了冤大头。为了求真，我发挥了日常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强大的信息检索能力，终于挖出此人乃索拉纳（JavierSolana，-），西班牙政治家，-99年任北约秘书长，从波黑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北约的一切军事行动都直接与他相关。难怪在这里如此招人恨。抱歉，将你揪出来了。
在库斯图里卡的名人录里，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Andri?，-）享有很崇高的地位。安德里奇出生于萨拉热窝60公里外的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庄，父亲过世后随母亲投奔亲戚家，在维舍格勒小镇（现波黑境内，离木头村25公里）度过童年时光。小镇上跨越德里纳河的穆罕默德·巴夏·索科罗维奇古桥建成于年，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桥的历史与传说为安德里奇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以古桥为中心，高度凝练了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占领下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年，该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由于他作品中史诗般的力量——他籍著它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并描绘人的命运）。
维舍格勒小镇的古桥
库斯图里卡毫不掩饰自己对安德里奇的崇拜和赞誉：“安德里奇是我的英雄”，“是我在文学界和哲学界的偶像”，“没有谁比他更理解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也没有谁在巴尔干人的醒悟中像他一样敏锐。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他写道：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为了表达对安德里奇的崇敬，年，库斯图里卡将安德里奇的短片小说《铁达尼酒吧》改编为电影。后来为了拍摄改编的电影《德里纳河上的桥》，专门在维舍格勒小镇建造石头城，命名为“AndricTown”。
维舍格勒小镇的石头城
如果说，安德里奇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中以悲恸的笔调将沉重的历史放置于虚构的各种人物宿命之中，以有血有肉又充满文学色彩的人物来表达作者对家乡百变兴衰的深沉感情，那么，库斯图里卡则在电影《生命是个奇迹》里以轻松甚至荒诞的形式承载了一个凝重的主题——对和平的向往和背景离乡的惆怅。虽然，二者的基调不同，但二人创作的原动力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故乡的深情！除了上述作品，无论是安德里奇的《特拉夫尼克纪事》和《萨拉热窝的女人》，还是库斯图里卡的金棕榈奖获奖片《爸爸出差时》和《地下》，“故乡”都是无法抛弃的核心元素，乡愁在文学和电影中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获得完美表达。正如野夫所说“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库斯图里卡本人是戛纳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等各大电影节的宠儿，无数次捧得奖杯。虽然他的很多作品饱受争议，但其作品的感召力从来没有被否定过。这不仅仅在于他虽多年旅居国外，但从不忘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汲取灵感，更在于他对本土文化的坚守。“我是斯拉夫人——基于我的矛盾、对这个黑白世界的熟悉程度、我的幽默、我嬗变的性情——同时也基于我对历史的了解。我出生于这片东西方交汇的荆棘之地，而且我的身上跃动着祖先的心跳。”
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在国内并不为大众熟知，但是他在全球化浪潮下对民族性的坚守这一点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在此，不妨听听他在回忆录《我身在历史何处》中一段发人深省的表达“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想让我们断绝与自身文化、身份的一切联系，好让我们也被卷入科技革命的旋涡，让我们相信这样能够疏通我们命运的河道，能让我们生命过程的调节器运作起来。这种狂妄的企图唤醒了我心中的一种渴望，我要留下该记住的，清除该忘记的。”
作者
一书一世界
编辑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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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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