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并不认同战争是必然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抨击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的外交政策为“悲观主义”，以及他公开表示希望他统治的时期被铭记为欧洲和平的时代。
本文来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我们能从威廉二世在七月危机里的反应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和那些老一套的见解一样，尽管威廉二世并不想让德意志帝国卷入大战，但是他的一些决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战争的来临。
七月危机与战争总动员但是必须指出，还有两位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如此。弗朗茨·约瑟夫的副手亚历山大·马尔古蒂说，奥地利皇帝原本是把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当作一种外交恐吓，当他发现塞尔维亚并不接受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十分震惊。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开始并没有急着准备采取军事措施（和威廉二世一样，他直到最后都试图避免一场大战），实际上在7月29日的晚上，沙皇收到了来自这位德意志帝国表兄的电报，他把它当作和解的口信，于是就撤回了总动员的命令。7月30日，经过与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的漫长讨论以后，沙皇表现出对战争“极端的厌恶”，人们很难能够说服他让他下令立刻开展总动员。
萨拉热窝事件
另一方面，这两位皇帝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体制中都是（至少从宪法层面上讲）“决策的最终源头”，在制定那些将导致战争的决策过程中，他们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也都对那些决策知情。正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个人呼吁使得威廉二世承诺会支持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也是约瑟夫自己赞同了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最后通牒，虽然他知道这个举动可能会引起冲突范围的扩大—“是的，我知道，俄国不会忍受这些条款。”7月20日，约瑟夫对财政大臣莱奥·冯·比林斯基说道。那时比林斯基正警告他战争可能会爆发。尼古拉二世从年年初就完全赞同对涉及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的问题采取强硬的方针路线；他同样也对7月30日俄国的总动员十分知情（还是大国中第一个总动员的），这使得战争的到来无法避免，“唯一的作用就是以最有可能实现的方式煽动了这场战争”。这两位君主都下定决心拒绝让步，因为这会有损他们的名声，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大国地位”。
威廉二世
在这三个国家里，高级军官们都认为一旦冲突发生，他们都有自信能够获胜，而且都积极要求执行全面对抗的政策。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和其俄国同行苏霍姆利诺夫以及奥地利的康拉德一样，在七月危机中的关键时刻把君主推向战争的方向。但是，在任何时候，德意志帝国的文职领导层和国家首脑都没有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军方。毛奇在7月30日未经授意就向奥地利发出训告，劝说他们为对抗俄国展开动员，而且承诺德意志帝国也将这么做，这些证明他确实还是拥有一些独立的主动权的；这一超越宪法的干预行为有时被引用为文职高层行政权力被剥夺以及决策权被军方领导层所夺取的证据。
但是，这一论调不应当被太过夸大：毛奇的建议并没有被奥地利方面听取，他们仍然继续把军事策略的重点放在缩小巴尔干危机涉及的范围上，唯恐与俄国展开没有必要的对抗。此外，在对危机中的各大国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之后，很容易让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就是，比起德意志帝国，“高压的外交政策和军事预防策略”在俄国、奥匈帝国，甚至英、法两国的危机管理中成为更加突出的特征。的确，人们可以认为德意志帝国的高层缺乏协调决策结构，使得威廉二世有机会裁定执行文职高层而非军方提出的意见，这和其他皇帝的情况不太一样。威廉二世在7月28日以及31日都利用了这样的机会。
和他不同的是，弗朗茨·约瑟夫和尼古拉二世（至少从7月中旬起）或多或少地都在面对来自政界、军方以及外交顾问的联合集团的压力，他们都要求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与确保观点多元化的德意志帝国不同，俄国以及奥地利的政策是由双方共同商议的，这使得将军们更容易向那些文职领导人推销自己的政策观点，因此在看法上它们都要比德意志帝国一致得多。这种现象在俄国尤为明显，苏霍姆利诺夫接连使出诡计使得稳健派的首相科科夫佐夫伯爵被罢免，以确保鹰派在内阁会议里的优势地位。尼古拉二世和弗朗茨·约瑟夫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的军事首脑进行正面较量，而威廉二世在7月28日以及31日却那样做了。
威廉二世的和平愿景威廉二世能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政策观点和军方领导层的有着非常关键的区别。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他的穿着打扮总是走神气的军旅风格，他本人也酷爱制服，但是他和现役的军队高层其实并不亲近。
自从19世纪80年代初，威廉二世和瓦德西在演习讲评会上大吵以后，他和军队的关系就转变得非常疏离了，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军方也不信任优柔寡断的“爱好和平的威廉”。威廉二世身边总会有军方人员跟从，这制造出一种表象，就是皇帝始终和将领们非常亲近，而且也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事实上这种“围绕”正好起了相反的作用，那些长期留在他身边的军官已经逐渐变成“朝堂上的士兵”，他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礼仪上的职责，已日渐远离那些战斗的指令了。
威廉二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法金汉、毛奇以及其他军方人员不断灌输给他的“预防性战争”的观点；他倾向于德意志帝国在应对俄国~年军备扩大时采取的措施，比如在东部前线建造坚不可摧的堡垒地带，当作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把“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应用到解决年7月出现的问题当中。他知道施里芬计划，也大概知道东线作战计划已经被搁置了，但他并不把作战计划当作什么金科玉律。威廉二世拒绝接受毛奇所说的动员计划是不能被改变的，或者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的观点。换句话说，威廉二世既不是什么“预防性战争”的倡导者，也不符合很多历史学家所引用的观点，认为七月危机升级的关键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威廉二世并不认同战争是必然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抨击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的外交政策为“悲观主义”，以及他公开表示希望他统治的时期被铭记为欧洲和平的时代。
巴尔干半岛被称作欧洲的火药桶
但是，可能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即使威廉二世希望欧洲能够保持和平，但是他也希望在巴尔干地区发生战争，至少在年7月初是这样的。这确实是正确的，威廉二世错误地相信巴尔干的战争并不会破坏欧洲的和平。至于奥地利提出的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是不是如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缺乏正当性，如何裁定这个问题，则已经超过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了。可以这样说，从当代的视角来看，维也纳方面提出的要求显然并不严苛（这些要求对贝尔格莱德的主权侵犯的程度要明显小于塞尔维亚代表团年在朗布依埃所面对的要求），而塞尔维亚的回复也不像通常被认为的那么随和。总之，很明显的是，威廉二世相信不仅仅是他认为奥地利的理由是正当的，而且（非常正确），这一观点也是欧洲大国各政府普遍认同的。出于这个原因，威廉二世和他的大多数政治顾问一样，假定俄国不会决定介入奥塞冲突，即使最后不得不动用武力。这种“战争会被限制在局部的错觉”也经常被认为是导致德意志帝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的影响因素。
俄国的介入与战争的爆发如何评价威廉二世以及柏林方面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把他们对俄国中立的假定当作一个荒谬的骗局—误读俄国的意图，这件事本身太让人费解了，除非它是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计划的伪装；或者我们是否认真看待那些列举出的俄国不会干涉的理由。事实是，德意志帝国确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俄国并不会介入这场冲突。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见，俄国的军备计划还在一个远未完成的阶段。一个更深层的因素在于俄国、法国以及英国发出的犹豫不决的信号。俄国人最终还是介入了，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从巴尔干地区近期发生冲突的经验中，很难判断俄国到底会多么严肃地对待这个具体的挑战。此外，如果科科夫佐夫继续担任首相，或者如果法国没有如此急于发动7月28日、29日的总动员的话，那么俄国在七月危机中采取的政策可能会非常不同。
尼古拉二世
另一方面，甚至德意志帝国领导层中最乐观的成员都知道，俄国是有可能会介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7月5日做出的支持承诺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空头支票被发出的时候，这个可能性已经降到最低了。然而，当公众对萨拉热窝事件的震惊已经平息，而奥地利人一直拖拖拉拉地没能做出回应，因此就会让人觉得柏林和维也纳方面正在一起准备一个精心策划的方法，从而把俄国从巴尔干地区挤出去。对于威廉二世，他第一次受到现实冲击，是在7月27~28日，利赫诺夫斯基发来电报警告说英国的立场变强硬了。威廉二世把英国当作欧洲陆上大国外交的关键，他只能通过一些绝望的努力来阻止冲突的发生，他抓住塞尔维亚的回复当作在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方面之间调解的基础。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一战全面爆发
正如我们所见，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违反当初许下的全面支持的诺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上面加了一个新的解释：德意志帝国目前支持的是友好的调解，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都非常符合威廉二世之前对同盟关系的态度—他对年老的皇帝的个人尊重以及不想破坏奥地利对柏林方面的信任的小心翼翼，而这些态度可以从他不愿德意志帝国卷入巴尔干地区与一个或更多大国的纷争这一点上得到印证。但是，威廉二世的这些想法都是无用的，因为它们被首相压制了，这进一步提醒我们，威廉二世能够影响，但是并不能控制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本文摘选自《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中信出版社年11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文章有删减。编辑：吴珊莹。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介绍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Clark）,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曾于年英国历史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历史奖”。年6月，因对英德关系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克拉克经英国外交大臣举荐，被授予爵士头衔。著有《梦游者：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等好评如潮的历史作品。
内容简介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一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
即使在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德国，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21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鲜明和突出的特点。本书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克拉克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然而，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这里是每天带给你惊喜的小石头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huangguangyuy.com/slrwjj/658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