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院长，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大阪）会长以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年生于江苏省。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全球史、中国学术史以及佛教史的研究。有多部著作出版。
“游吟诗人”与史家之工艺
史景迁将魏斐德称作“游吟诗人”，意思是说他既是古代游走的歌手，编故事者，又是道德困境的解围者。[1]很喜欢读魏斐德教授的文字，他没有成为小说家，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前些天，我跟顾彬（WolfgangKubin）教授谈到他，顾彬说他是北岛的好朋友。我在《青灯》一文中也读到了北岛所描写的魏斐德的一颗文心——“那跨时空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2]我想，正是这样的一颗文心将作为历史学家的魏斐德和作为诗人的北岛的心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北岛的文字中，一再可以感受得到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我很早就迷恋上历史叙事——……当我还处于孩童期时，父亲就指定我系统地精读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等），接着又指点我继续通读吉本、卡莱尔、麦考利，最后是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父亲本人所受的也是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教育。当我十多岁在法国当青年学生时，又发现了法国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米什莱和梯也尔等。大学的老师们向我推荐了马克·布劳克（MarcBloch）和其他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尤其是麦奈克（FriedrichMeinecke）和狄尔泰。我了解到，如果叙事要有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就得与其背景相交织。”[3]魏斐德的父亲从年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他的《小贩》（Hucksters,）一举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在父亲的影响下，尽管魏斐德的兴趣在历史方面，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还是出版过一部题为《皇家棕榈树大道17号》（SeventeenRoyalPalmsDrive,）的小说：
在哈佛大学，我主修的领域是历史与文学，但我重点是放在后者。后来我选了威廉·郎格的课，并被历史叙事的阐释力所吸引：心想，人怎能由此及彼，从阿尔第尔到萨拉热窝。但当我开始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领域时，我发现，不管我作为一个文学学生还是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小说家或者短篇故事作家，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基本宗旨同我的偏爱丝毫没有冲突。[4]
无论如何，他在文学上的天赋和训练，都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洪业》中，魏斐德引用了无数文学作品，文学所表现的历史真实有时超越了史书，更容易从中勾勒出时代精神（Zeitgeist）。仅在每一章的引言中，他就引用了白居易《缚戎人》（第17页）、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第页）、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第页）、孔尚任《桃花扇》（第、页）、陈子龙《避地示胜时》（第页）、吴敬梓《儒林外史》（第页）等。
魏斐德的笔下很少有干瘪的历史说教，善于讲故事的他，常常用史书中的事件，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来。他所描述的李自成，情真词切，如见如闻；多尔衮颊上添毫，声情并茂。“李自成除了草莽的一面，还有有德者的一面；满族摄政王多尔衮除了欺骗中原人的外族人之一面，也有作为精明的实用主义者的一面。”[5]
有关吴三桂，魏斐德当然不会放过由于闯王将陈圆圆占为己有，才使得吴三桂不惜招引清军进入中原的故事。“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6]不过，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魏斐德也还列举了史学家彭孙贻（-）缺乏诗意的比较真实的描述，[7]因为他不仅仅要给我们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要做出决断，哪些说法更为“可靠”。他的另外一个过人之处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叙述话音和它们特有的节奏外，依然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一种外在的、独立的分析性话语。[8]
魏斐德借用海顿·怀特（HaydenWhite,-）的话，指出了“一种能够叙述的历史话语”是纵观世界并能将其反映出来的视角。怀特还说，对于叙事历史学家，“一个真实的叙述……其实对于题材的内容并无丝毫的增添，但却能体现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9]历史正是通过讲故事而变得鲜活，时代精神正是借助于叙事而得以体现的。
余英时（-）曾撰文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现代史家中以甲骨、金文治古史而卓然有成者颇不乏极有灵感的诗人出身者，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都兼有诗人与史家的双重身份，这个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诗的想象和史的想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无独有偶，年牛津大学史学教授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在其退休演讲中，便以“史学与想象力”（HistoryandImagination）为题，明确指出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配治史的。[10]可见，想象力是治史的第一条件。
正是靠着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魏斐德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的场景。他曾对李自成与吴三桂的交战场景做了绝妙的描写，李自成的军队因清军的出现而突然败北：
李自成的军队沿沙河排开，在岸边摆下宽阔的战阵，其队伍稍显混乱。但是当吴三桂的宁远精兵向前推进并冲进大顺军阵地时，大顺军并未后退。他们顶住了吴三桂军的反复攻击，并使之遭到重大伤亡。——这伤亡是如此地惨重，假若吴三桂始终单独作战，势必大败。但是，就在李自成即将获胜之时，一片风沙从东面的小山坡上滚滚而来。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下，清军迅速绕过吴三桂的右侧，扑向李自成的左翼。当大顺军转向这支从沙尘中冲到他们眼前的骑兵时，突然发现骑兵们剃光的前额。“鞑子兵！”随着一声惊呼，大顺军的阵地被突破了。大顺军掉头向永平逃跑时，退却变成了溃败，落在后面的士兵都被砍倒。到了永平，李自成想停下来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向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溃逃。李自成不久也随军而去，将战场丢给大获全胜的多尔衮和吴三桂。[11]
魏斐德正是通过这一穿越时空的高超技艺，真正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不过与文学叙述相比，历史叙述是有其尺度的：“对资料出处必须持有既审慎又忠实的态度，尤其是因为语言上稍有变动就轻而易举地导致叙述背离基本资料。这是主要的修辞形式应该是以准确为主，而不是文学性。”[12]他对历史事件的见解，通常是通过一幕幕再现的历史场景之后而作的阐述。
很多学者的论文往往强调所谓的客观性，而避免直接将“我”引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干巴巴的八股式学术论文体。魏斐德认为，这样的历史学家会错误地将历史作为单一的纪事：他们偏爱的写作方式是，先对手头某一题目的“文献”进行回顾，接着引出两三个假设来对“资料”进行论证。在魏斐德看来，要使整个写作结构保持简单明了以便于提问的话，那么这种研究方式实在显而易见的近乎贫乏。[13]而我们如果读魏斐德教授的论文的话，就会发现他会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研究论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革命和世界主义》（）、《远航》（）等等，都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
魏斐德所处的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正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阶段。由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提倡以“问题史学”取代“叙事史学”，传统史学面临着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学科的挑战。由于这一阶段的史学家特别重视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的分析，而轻视叙述，通常运用跨学科、长时段的综合研究和深层次分析方法，从而使传统的叙事史学被过度“碎片化”。到了80年代，历史学家们提出重回历史学的叙事传统，但这次所谓的回归，并非回归到兰克史学的“宏大叙事”，而是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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