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
导读
每年8月份，法治研究中心和经略研究院都会举办讲会，以往都是从文本展开，今年却是从康有为这样一位故人讲起，但内容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康有为研究，主讲嘉宾和评议人实际关心的是世界秩序的大转型，以及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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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
█张晓波：威廉二世的智力、一战及其他
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深受启发，我想在几位老师讲的内容基础上，补充了三个脑洞。
第一个，是威廉二世的智力与一战爆发问题。刚才章永乐老师谈到了威廉二世在德国国内受知识界嘲笑，鄙夷。我接着这个话题谈谈威廉二世与德国参加一战的话题。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一百周年的纪念，英美世界纪念一战比较热闹，英国的BBC广播公司推出了一套电视纪录片《战前37天》，总共三集。该片回顾的是从萨拉热窝事件费迪南大公遇刺到一战爆发这段历史，主要聚焦英帝国外交部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从外交角度去看待一战之所以爆发，应当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视野。但是片子本身的倾向很成问题，片子将英帝国的外交部，描绘成世界政治事务中心，在对德、对奥匈事务的处理上，片子很直白地认为英国外交部在政治上相当成熟、折冲樽俎且富有远见。与之相反，德国的外交事务，主要由威廉二世来决断。片子中的德皇威廉二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大概来说，他是这样一个形象：自负、冲动、不成熟，甚至于好战成性。当然，围绕在威廉二世身边的，还有最重要的军方人物，小毛奇。这个片子又一次强化了英美世界的一战叙事，德国人的鲁莽、傲慢与对世界的野心，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千万生灵惨遭涂炭。德国的莽撞，该为一战负责。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一百年，这场极其血腥、残酷与充满无谓牺牲的战争，并且无所谓正义的战争，观感确实很恶劣。但真的战争责任只在德国一方吗？甚至是仅仅因为德国统治者的品德不良、教化程度不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对片子的结论，是充满怀疑的。
众所周知，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方，尤其是第二世界大战中，德国反人类的纳粹行为，至今仍为世界所谴责。由于战争的失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道德上的全面破产，今天，德国人很难再去为战争辩护，甚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都难以辩护了。所以，去年在纪念一战一百周年的时候，英法美都有动作，但是德国没有。德国人似乎失去了讲述历史的勇气。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德皇威廉二世是个畸形儿，智力与道德上的双重破产者，也变得顺理成章。
我谈谈威廉二世的智力问题，威廉二世因为非顺产，臀位生产，使他罹患了厄尔布氏麻痹（ErbsPalsy），以致左臂萎缩。确实是个在肢体上有缺陷的人。但这并不能表明威廉二世就一定是个智力上有极大缺陷的人物。最最起码，从威廉二世的传记、同时代人物的传记中，威廉二世还是个智力上健全的人，再加上他接受君主教育相对较好，可以认为，他中人之姿还是有的，至于威廉是否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再看看一战，当时德国周边的法俄，都因为萨拉热窝事件的爆发很兴奋，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开战良机。在走向一战这个事情上，法德奥匈俄，这欧洲大陆上的四个强国，谁都不是好鸟，都想打响这第一枪。
对德国来说，避免两线作战，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真的东西线同时作战，即便号称当日世界陆军第一的德国，也难有必胜的把握。当时小毛奇主导的德军总参谋部为什么敢于对法俄两国都宣战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对俄国的评估，是认为俄国的铁路运输能力很差，在短期内，没有能力将动员起来的士兵组织起来向东普鲁士发动进攻。德军可以在解决了法国问题之后，再回头解决俄国。
德国总参部的这个判断对不对？以今天单纯的军事角度来看，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德国人显然没有评估另外一种因素，即俄国人未必完全依赖火车、未必要在组织完备之后再发动进攻。俄国人不是德国人，在一战之前，他们的军事素养远没有那么高，所以绝不会按照德国总参谋部的想法，按部就班地去打一场有组织的进攻战役。
当德国的重兵集中在西线，在马恩河的关键战役中，俄国人临时拼凑的几万大军，也开始攻击东普鲁士了。东普鲁士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龙兴之地，德军自然不能忍，于是从西线抽调了两个军的兵力，投入到东线战场上去。结果在坦能堡几乎全歼了俄军。兴登堡元帅在德国国内从此位高名重。
但赢了坦能堡，在西线，德国却输掉了马恩河。输掉马恩河的关键原因，恰恰就在于少了两个军，使得德国的攻击出现了缝隙，不得已收缩了战线。按照一战前德军的精密计算，是不会打这种冒巨大风险、并具有失败可能的攻击站。于是，法国人的马恩河防线，就稳定了下来。
回到当日的情境，威廉二世与他军事主帅小毛奇对战争的计算，并没有错，他们都很理性地预估了战争的可能性，唯独没想到的是，军事动员能力、军事组织能力完全没有现代化的俄国人，根本不按照德国人那种现代理性的办法打仗。
年，俄国人自然输的一塌糊涂，但是对德国来说，更要命。德国算计好的这盘好棋，被俄国人的二愣子打法，给搅混了。马恩河一战，一战的西线，基本变成了阵地战，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尤其是德国人。这是他们没算计到的。
今天，回头过来看一战，各大国之间，没有什么道义上优劣可说。把战争责任推到威廉二世和小毛奇身上，把这些人描绘为弱智儿、疯子，这也说不过去。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对战争的解释权。甚至连不义之战，都要将对方贬低成弱智儿，以附会自身的正义性，这是今天我们解释一战很悲哀的地方。
第二个，是传统王朝的天命与清王朝的崩溃问题。听了强老师讲天命，很受启发。那么，我顺着这个思路，谈谈我对清王朝天命的看法。清王朝是中国传统王朝中，命是相当硬的一个。清朝未入关之前，努尔哈赤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围剿，没有把努尔哈赤包了饺子，反而被努尔哈赤一路路吃掉。这既是努尔哈赤战术的成功，也是天命。
山海关之战，李自成军只要再用一把力，吴三桂就完了。而在此时，多尔衮带领的八旗军到了山海关，吴三桂开关归顺。古代不同于今日，军事情报的传递，军队的调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清军具有偶然性地加入到山海关之战，战争胜负砝码，加了清军与吴三桂一边。这个事件，影响了年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般王朝，在中后期之后，总要遭遇到统治者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久病不起型，或者不理朝政型。但是清朝基本上没有这种问题，皇帝的智力水平基本很高，治理能力到多数时刻也很高超。这得益于清朝对皇子的教育，也得益于清中前期的皇帝多皇子，通过秘密立储制度，可以择优而立。但晚清，却碰上了很糟糕的情况，咸丰之后的皇帝，再也没有生出皇子来。君主制最大的悲剧，有两个，一个是继位之君是智障，另一种是根本没有候选人。尽管古代中国的君主即位制度，到了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完善，却也没有办法对控制生育。
这还不算清代最大的不幸，同治皇帝死后，慈禧所立光绪皇帝，应该说还是一个明君，一个有志于革新帝国的君主，如果历史给他以万历皇帝这样的机会，他成为中兴之主，未尝没有可能。不幸的是，光绪帝有帝名而无帝权。大权旁落，操纵于慈禧。根据现代的科学调查，我们已经很明确地知道光绪帝是死于高浓度的氰化物中毒。可以认定，光绪帝是慈禧临终之前毒死的。
我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脑洞，如果光绪不死，清帝国的命运又当如何？辛亥年和革命党人站到一起的立宪党人，还会不会革命？走向宪治，在近代中国，毫无疑问是个必然的命题，但是清王朝会不会亡，清朝不亡，中国又是何种国家形态，却是另一个问题。从明到清，五百多年，光绪帝是唯一一个死于暗杀的君主，在光绪帝死之后三年，清朝也亡了。命也夫！
第三个，中国人在年怎么认识一战？年，北洋政府发生了府院之争。当然，国内政争的主要目的，还是总统权与总理权问题，是《临时约法》权力分配不明遗留的历史问题。但黎元洪与段祺瑞大起争端的题目，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与站队问题。当时段祺瑞主张参加协约国，与英法站到一边去，他的这个主张，有很大的投机性，主要是想利用参战之机，扩大皖系的军权。而反对派，实际上也是从撤制皖系进一步做大这个角度去着眼，反对参战。
我们回到年年初的历史状态，当时美国还没有站队，一战双方在欧洲，都已经精疲力尽。谁胜谁负，很难逆料。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军界，受德国的影响不小。尤其是军界，或多或少，都受德国的军事观念影响，也见识过德军的优良，在对一战的判断上，认为德国人战胜可能性极大，这个判断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连段祺瑞宠信的徐树铮，也强烈反对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
试想，如果美国不去摘桃，一直保持中立，恐怕一战的结局，也应该是双方之间约定停战，而不是德国战败。如果，中国冒然站队，又站错了队，这个注一旦押错了，不仅是当日参与政争的派系在国内失去力量的问题，更是把整个国家的国运都搭了上去。
△刘晨光
█刘晨光：康有为在政治、文化两方面的思想存在不协调
我主要是来开脑洞学习的，简单谈两个方面的感想，也是学习体会。
第一，康有为眼中的德国崛起，以及之光谈的土耳其转型嬗变，虽然已是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事情，但仍与今天具有“同时代性”。无论是德国，还是土耳其，当年所面临的根本处境，是由英国缔造的资本主义帝国体系，后来加上美国，如何面对英美缔造的近现代世界体系，是后发国家都要直面的根本问题。由于抗战纪念，近日谈日本比较多，当年日本要打造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也有人放在“近代的超克”意义上来谈？
后发国家的应对，简单来说，无非有两种态度。要么尾随，跟着英美那一套，成为旧秩序的附庸；要么创造，寻找另一条更好的出路。德国和土耳其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土耳其在其中非常纠结，为了获得西方认可，经历过“自宫式现代化”，但后来又痛苦地寻找自我，且不说帝国解体的悲剧已无可挽回，仅就自我认知和发展道路而言，到今天仍不好说它足够清醒。德国呢，要有志气一些。虽然德国同属西方国家，但在当年形势下，面对英国业已建造的一套体系，不管是工业和经济实力，还是秩序及其背后的价值，德国都产生赶超的紧迫感。关键在于，德国对既有的一切并不满意，它不仅是要追求自身的帝国利益，还要试图提供能够超越英国的一套价值体系。从康有为的德国游记来看，他非常关心德国工业，是一个“工业党”，同时我们不要忘了，从费希特、黑格尔到尼采、韦伯再到施密特、海德格尔，几代德国知识分子也都是“情怀党”。事实上，康有为的比较研究背后的隐秘关心也是“情怀”，即到底中国走哪条路最好？
刚才强世功老师说，英国有亚当.斯密为其提供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建构的知识，那么德国呢？我同意树军说的，德国历史学派值得注意。包括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萨维尼的历史法学，都可放在这个知识谱系中来看。德国最终走上一条所谓“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不归路，事实证明，德国的尝试失败了，它并没有超越既有的一套体系。它提供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不能把超越英美缔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抱负演化为一种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
当然，政治，尤其是战争，包含很多的偶然性，不能绝对以成败论英雄。在俾斯麦下台之后，在年轻君主的自负统治下，德国越来越失去节制的精神。韦伯更是看到，容克地主之后，还没有一个阶层足以担当德国的政治抱负。他对市民阶层还有所期待，但同时又深感绝望，而对英美政治又颇为羡慕，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和撕扯。在这里，我们就回到了强老师说的“人”的问题。韦伯期待的是一个受过真正良好政治教育的市民阶层，只有这样才可以从中涌现成熟的新时代的政治家。如果说俾斯麦因为强势而耽误了这一教育，那么威廉因为不节制而败坏了这一教育。
第二，关于康有为。时下“康党”很多，但不一定都值得学习，而康有为还是很让人敬佩的。康有为当年对德国以及很多地方的游历观察，虽然很多只是停留在表面，不少看法或结论今天看来也不大高明，但他在游历观察时所保有的“视野”却令人赞叹。我们应该学习他看待德国和欧洲的视野，甚至在阅读时不妨想象像他一样去看。当然，在其视野背后是“知识”，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所具有的丰富而深湛的中国传统学问。因此，接着我们可以引向一个根本问题，即政教关系问题。这个教，是宗教或文教，广义讲就是文化。当下“康党”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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