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人，想必无人不知。
时至今日，萨拉热窝事件仍被称为“一战导火索”，自然，刺杀费兰迪大公夫妇的这个叫普林西普的青年，就成了引发一战的祸根。但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无此能力。从奥匈帝国对本案的庭审回顾，从司法权力运作的状况，可以窥知那个时代的社会成色，以及，明晰那场伤亡千万人大战的爆发根源。
1.庭审回顾
前排左一，GavriloPrincip（普林西普），跟他的同志们在法庭上。
案发之前，两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久，塞尔维亚公国被奥匈帝国吞并。案发后，普林西普即被当场逮捕。庭审前，因为被害人身份特殊，高层高度重视，警方与军队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按图索骥，顺藤摸瓜，逮捕了23名该组织成员，仅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逃到了黑山。普林西普是个耿直的热血青年，敢做敢当，接受警方问讯时大方承认了自己的动机与目的，即他所属组织，一个叫“青年波士尼亚”的民族主义组织主张。并且，有调查显示，这个行动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的默许，海关官员的帮助他们走私了刺杀行动的各类物资，诸如军火与毒药。对于这个情况，奥匈帝国的人不难理解，毕竟乘火打劫吞并塞尔维亚是他们干的，这毕竟是个法理上关乎正当性与否的短板，即关乎正当性的挑战。
案件管辖，因案情重大，当以指定管辖为原则，奥匈帝国第一首都，奥地利的维也纳极具帝国象征，因此无可厚非；开庭时间，同年10月中旬；开庭地点，以安全便捷为由，即关押嫌疑人的军队监狱；庭审语言：克罗地亚语。语言选择，这事关主权问题与帝国尊严；审判形式，公开。但旁听人员需严格遴选，以绝对支持奥地利官方为标准，人员控制，个位数以内；没有陪审团。最后，六名分别来自萨拉热窝，布达佩斯与维也纳的记者获此”殊荣“参加了旁听。这就是一场秘密审判。大概是考虑到嫌疑人可能的嚣张言行不利于法庭秩序，心软的陪审团群众未必经得住煽惑，而可能影响事先计划好的判决。不公开审判的另一个原因，也应是照顾到人民群众脆弱的判断力可能被利用，不利于社会稳定。声名卓著的奥地利刑法典与刑事司法传统，在当众跳脱衣舞，让世人看到了它的底裤。
专业角度讲，整个案件，案情其实很简单，无非一桩凶杀案而已，既无侦查手段上的难度，也不存在物证技术的瓶颈，更无法律适用中的理论争议。但奥地利政府想要的判决结果，却让法官有点为难。最终，色厉内荏的法庭在政府的意志下选择了屈从，“创造性地”修改了奥地利刑法典，判处普林西普谋杀罪。这是重罪，可以适用死刑。因为法庭充分考虑到普林西普年仅19岁，离20岁尚差28天，其他罪名，在死刑适用上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因此便未必杀得了他。但这个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手段及其残忍，而且还是有组织的分裂帝国行为的刑事重罪，不杀几个人，不取几颗人头，哈布斯堡王朝的脸面何存？这诺大的王国还怎么统治？于是，控方不得不再次变更罪名让法院判决普林西普的伙伴们，一群十多岁的学生叛国罪，因为根据奥地利刑法典，叛国罪从犯，也可以判处死刑。
据旁观者回忆，整个庭审是轻松活泼的，因为案件事实毕竟十分简单；嫌疑人及其配合法庭调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必诚肯；辩护律师反而缺乏热情，大多沉默不语，因为担心被事后算账，比如吊销执照，断了生路；旁观“群众”一言不发，这大概是出于记者的职业准则使然；庭外等候判决结果的群众自然觉悟很高，恨不得将一干嫌疑人生吞活剥；整个法庭里，只有控方在不断发言，向嫌疑人提出了很多想象力丰富，诱惑性极大但针对性明确的问题。
比如，交叉质证阶段，检察官问：在开庭前的听证阶段里，你说奥地利糟透了？这意味着什么？
控方的控诉策略选择其实很普通，仅仅就嫌疑人的出身，教育水平，职业与意识倾向，以及他们参与这个组织的细节严加盘问；奥地利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借此案将塞尔维亚牵扯进此次谋杀中来，坐实其幕后黑手的罪行，意图彻底解决吞并塞尔维亚的历史性遗留难题，胁迫塞尔维亚心服口服。但外行的，缺乏默契的检察官却将普林西普团伙定性为了类似于意大利黑手党那样的，披着合法外衣的黑社会组织。并且这个组织利用学生的幼稚无知，加以蛊惑，接受国外势力资助，妄图分裂伟大的奥匈帝国。
比如，检察官问道：你们是否支持塞尔维亚宣战，然后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从奥地利分裂出去？
后来结果显示，这个涉嫌指供与诱供的意图居然在这群心性单纯的小孩面前失败了，因为他们听不懂检察官的言外之意，出人意料的没有配合，而是又将自己组织的主张当庭宣扬了一遍。可见成年人的手段与套路，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在有些时候，反而显得苍白而可笑。
根据作家维斯特的书《黑色羔羊与灰色猎鹰》记载，整个庭审阶段的“审判程序惊人得混乱”，质证举证从不提取证日期与细节，律师们不假思索地如同日常闲聊。直到庭审即将结束，控方终于疲惫坐下休息后，才有律师以”嫌疑人家境贫寒”，“受坏小孩影响”，“可以挽救”的理由为他们的客户开罪，以免拿到的委托费用不好意思放进自己腰包。还好，整个辩护团队里，斯特勒博士从专业角度对控方的量刑建议书提出了质疑--根据叛国罪的犯罪构成，已有事实无法成立本罪，所以这个罪名不能成立。但结果是，法官对斯坦勒博士的这种行为认定为“觉悟欠缺，十分自大，挑战了法庭秩序与帝国尊严”，对其进行了无情嘲讽，并作出当庭训诫的处罚。最后，法庭当场宣判，普里西普一干人等叛国罪成立。待庭审结束，请示奥地利政府后，判决书将择日公布。
年10月28日，法庭作出判决：分别判决普里西普之外的16人叛国罪，叛国罪从犯，帮助犯，以及包庇罪。其他9名嫌疑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认定无罪。有罪者皆执行死刑，以绞刑的方式，立即执行。即便这16人虽然属于该组织，但无一人参加暗杀，其中两人期间还因上诉而获得减刑。但最终，奥地利政府考虑到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灭口，司法严酷”质疑，对帝国的国际声誉恐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对直接参与暗杀行动的普林西普及其同伙则分别被判处13到20年劳役或三年至终身不等的监禁，并且，每年的6月28日，这些人都需单独关押，使其忏悔。
至此，稍有刑事司法常识的人都不难作出如此判断：这是一场拙劣的表演。自然而然，这也是是一种政治考量。对外以示帝国胸襟，爱民如子。对内，尤其是是塞尔维亚以及其他不服帝国领导的各国，展示包容，借机笼络。
2.执行状况
普林西普及其他两个被判处20年劳役的塞尔维亚青年，随即被带到波希米亚的特莱森塔服刑。在年4月28日，即一战结束前7月，同一天里，肺结核结束了他们三人的生命，普林西普享年23岁。众所周知，肺结核不是直接死因，严寒，劳役，饥饿与恶劣的环境才是结束他们生命的原因。有人评论：这就是一种慢性处决，是变相的，不便公开的死刑执行。
按惯例，服刑罪犯死亡，即执行终结。对此案案发到侦查，从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的解剖，可以窥见奥匈帝国的权力运作逻辑，以及此种权力逻辑下主导下的帝国社会状态。同时代的其他欧亚帝国，想必其司法权力运作状况与社会状况基本如此，都一丘之貉，不会有多少差异。此案的代表性，是足够的，能说明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不错，司法权力的运作逻辑，最为直白，因为它是权力对权利的博弈，这里有社会现状的直观剖面。所以，对于战争爆发的归因，这个角度恐怕最为直观。换句话说，一战的爆发，奥匈帝国的解体，迟早的事，普林西普是否出现，皆不会影响这个历史进程，即便，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社会无比繁荣与富裕。因为，若人的权利状态远远跟不上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时，这些财富便会直接转化为枪炮，来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使两者趋向对等。
当然，此案即便自此终结，此事件则并未因普林西普的死亡，甚至以一战的结束而终了。所以，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普通青年又何以承担战端的责任呢？！这个塞尔维亚青年，替人背了引发战端的黑锅，时至今日。
TOBECONTINUED
何家三公子多谢鼓励欢迎转发
转载请注明：http://www.huangguangyuy.com/slrwdl/73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