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其人
李贻玲，女，网名瑞雪红梅，中共党员，教授。年12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农垦总局集贤农场一队，年组建兵团任副排长，年被推荐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毕业后曾任双鸭山农场实验站农业技术员，农场第二中学任教，担任初高中政治教师，职业高中专业教师。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理论专业函授学习,毕业后调双鸭山农场党委宣传部任理论干事，年任副部长。年底调黑龙江农垦总局肉联厂党委宣传部工作。年6月调黑龙江农垦经济学校任教师。年随学校晋升大专成为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教师、学院党办主任，史志办主任、年12月退休。年受聘于三亚学院旅业管理专业教师，年由国家化工出版社出版《现代礼仪实务指导教程》，年由国家机械出版社出版《新编现代礼仪规范模块化教程》,两部教材任主编。
年组建兵团后，我们不再叫农场了，属于部队番号了。我们连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关建设兵团三师29团一连，通信的地址是钢字信箱41分队，够气派的吧。连队先后从佳木斯、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几大城市来了八批知青，共多人。一个生产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食宿问题呀。我们女生住老场部搬迁时留下的一栋办公室，房间很有点小，里面加了火坑。连队突击新盖了栋红砖大房子当男宿舍，几间大屋子里南北对面大炕。一个屋能住二三十人。
各城市来的知青名单全部打乱，分到各个班排。按班排分寝室，这样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生活方式的知青，分别吃住在一起了。大家都很开心，和睦相处，相互学习各地的方言和生活习惯，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上海人把“我”说成“阿拉”，把“人”读做“宁”，“上海”读做“桑嗨”，“我是上海人”就读成了“阿拉桑嗨宁”，有意思吧。不长时间知青中一些高中生就初露锋芒了，他们受教育多，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又成熟，很快成了连队的骨干。刚刚组建连队，各个岗位正需要人，连队里的出纳、文书、统计、卫生员都换了或新增了知青；有些上了机务学开拖拉机，还有的到学校做了教师；年龄偏大点的高中生还走上连队的领导岗位。
青年人多的地方，总是生机勃勃，男青年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单双扛，安在宿舍门前，队里给平了块篮球场地，机务师傅帮着焊了个的篮球架。这下可好了，哈尔滨知青岳斌汉、曲忠礼、范传国哥俩等人组成篮球队，当地青年王海峰、杜桂林、邵文国等人也组成了个队。到是年轻不知道累，本来干活就很累了，可一又空他们就出现在篮球场上，我们女生拿着织毛衣的手工活，在一边助威看热闹。
连队的六号地垅最长的地方约米，中午在地里吃饭，一天下来要铲几个来回，收工后在步行四五十分钟回到宿舍。就这么累，饭后青年们洗漱完了就三三两两地出来，坐在宿舍门前的榆树墙里，有拉二胡拉手风琴的，有吹笛子和口琴的、有下棋打扑克的、玩拉力器的，有打排球的很是热闹。有时赶上休息或倒班，我们还约几个姐妹一同到四五里地以外的四方台煤矿去看电影，《奇袭白虎团》、《麦花姑娘》、《保卫萨拉热窝》等电影，那时演的老火了。生活中女青年们学会了补手套、织毛衣，缝棉活。做针线活最好的是雅芹姐，谁有啥不会了都过来问她。那天，一个上海小知青拿着一条缝不上的棉裤过来，雅芹姐一看，提着裢子问，“这里还应有块布，是三角型的”；那个女生楞了会儿说“拆时我以为没用了给丢掉了”。雅芹姐顺手把她拉过来，转身拍了下她说“这么大个屁股，没有个撅裆裤子能提起来吗？”满屋子里传出哈哈的笑声。我们还和当地的老职工学会了用玉米叶做鞋垫，说是隔凉，冬天垫在鞋里招呼呼的。虽然很累，但我们很快乐，生活的很有意思。
年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0”声明。为了庆祝这一声明的发表，连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老职工杨殿贵会打杨琴，学校的杨德才教师和机务的宫恩义两人拉二胡，便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也不知咋回事，他们真有两下子，不用看谱子，但听你唱就能弹出曲子来，你说怪不怪？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还真编排出了一台节目。天津知青王颖独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们四男四女排练了舞蹈“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表演的形象，大家刻苦学习新疆舞蹈中左右动脖子的动作，累的大家哈哈大笑，还想办法自己做了新疆帽带在头上。为配合当时的形势，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型舞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为了演出的比真些，我们在连队里翻阅了旧画报，查阅更多国家人的衣着和穿戴的习俗，像朝鲜、非洲黑人的样子，脑子里能想象出来，可有些根本不知道呀。15名男女知青伴演了好多国家的人。我记的最清楚的是伴演黑人的哈尔滨知青刘忠雨和佳木斯的宋立群，他俩光着膀子，用墨汁把脸和上身全都抹黑了，衣服围在胯间，跳舞时手来回的晃动，一笑露出了白白的牙齿，形象极了。还有天津快板“说说咱们的连队好”。那时正值全国上下学唱革命样板戏，当地知青王海峰带条长围巾伴演李玉和，北京的徐建英伴演李奶奶，天津的王敏伴演李铁梅。别看谁也没唱过京剧，可他们三个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加上刻苦排练提高的非常快。王海峰手提的红灯是我们用手电筒，外面糊了个长方形的盒子，再包块绒布改装的，徐建英把头发盘在脑后，脸上划上几道皱纹，和当进老借了个代大襟的袄；在用黑毛线给王敏做了个大辫子，倒剧就全了。三个人合排了《红灯记》中的片段，“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你别说，化了妆上台这么一演，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获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为了对青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们还排练了一个独幕话剧，“一块银元”，故事情节是反映旧社会地主欺压百姓的故事。哈尔滨知青刘忠雨龇牙咧嘴举着皮鞭子扮演大地主，当地知青王海峰和全桂琴扮演一对穷苦的老夫妻。剧中有个情景，是大地主用皮鞭狠狠地打在老汉的头上，老农当场昏了过去，老太太扑了上去痛哭起来。排练时，全姐很快进入剧情扑了上，可老农睁着眼睛一动不动，不一会儿却笑了起来。队长问“怎么回事儿”？王海峰说，她手搭在我肚子上一动一动的有点痒。队长说“我们要带着无产阶级感情，带着对地产阶级的深仇大恨来排练。”剧中扮演受苦的小女孩，是原农垦总局设计院工程师刘敏儒的女儿刘琼。那年她才10岁，瘦瘦的，个子不高，梳着两个小辫儿，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一看天生就是演员料。给她讲完剧景后，她很快便进入了角色。演到小姑娘被地主灌了水银给老太太作陪葬时，她滞呆的眼神，打着一盏灯，一动不动地被推了出来，那忧伤的曲子和悲痛的配音解说，使台下好多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后来，宣传队还代表连队到团部参加了几次演出。那时，正值“全国山河一遍红”，各地都在大唱革命歌曲和学唱样板戏，学校里知青在教上海的舞蹈，老职工们在学唱样板戏、在学说天津快板。知青们把家乡的文化艺术溶进了北大荒的沃土，溶入了当地百姓心中并生根发芽。
在田间、地头，在晒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草院上升起来落的太阳》等歌曲，总是在广袤的绿野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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