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杀器官》是日本SF作家伊藤计划（-）的出道作，年第七届小松左京奖的最终候选作品，于年发表，年由早川文库发行文库版，年被改编为动画剧场版。本文参考的小说版本是年台湾东贩出版的译本，剧场版动画参考了澄空华盟字幕组的版本。关于伊藤计划，可以参考网站「ProjectItoh」年劇場アニメ化公式サイト
我默然不语、拒绝认罪的时候，就因整日哀叹而身心疲惫。你昼夜管教我，我的精力耗尽，如水在盛夏枯竭。（细拉）我向你承认自己的罪，不再隐瞒自己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认罪。”你就赦免了我。（细拉）——旧约·诗篇32:3-5CCB
引子我並沒有特別想逮捕或殺死約翰·保羅。但我知道有約翰·保羅的地方，就應該有露西亞·修克羅普。我在意的只有露西亞·修克羅普。我想要再與露西亞見一次面。我想要聽到露西亞親口說原諒我。上帝已死。神已經死了。我一點都不在乎。只要露西亞能原諒我就夠了。
在布拉格的任务以失败告终之后，小说描写了主角的这样一段内心独白，这段独白或许可以为电影最后部分的唐突做出一些解释：主角之所以执着于露西亚，甚至为了她攻击自己的战友，是因为主角认为罪责至深的自己必须向露西亚请求赦免。
但是，一直以杀戮为工作的主角为何产生了罪恶感？以及，为什么是露西亚？这些问题是《虐杀器官》的“罪”之主题所在。
寻找罪过「事實上，在醫生詢問你時，是你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要中斷我的治療，所以你必須背負這個責任。你過去在任務中殺死那麼多人，那並非國防部與特種作戰司令部的決定，你也必須負起殺死那些人的責任。」母親毫不留情地追究我的責任。我雖然掮住耳朵，但那些殘酷的話語就如同奔流般，無法停止。……「抱住頭也是無濟於事的喔。」一個年輕的聲音直接傳進我的耳裡。我抬頭一看，發現艾力克斯正在對著我微笑。已經成為死者的他，指著自己的頭說：「因為地獄就在這裡。」「別再說了！」「人只是腦細胞、只是水、只是碳化合物。人類只不過是小小的DNA塊狀物。人類生來就只是物質。跟人工肌肉沒什麼不同。要在這一塊物質中尋找靈魂，並且認為靈魂會衍生出倫理道德與崇高的思想，根本是自欺欺人。罪與地獄都在腦袋裡。」
这些没有在影片中出现的梦境的部分可以说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主角不断地梦到自己死去的母亲，小说的开头就写道：“杀了我母亲的人，就是我”，这是因为主角同意了解除已经无苏醒可能的母亲的生命维持，可以说，正是从这个时刻，主角开始逐渐反思自己麻木地重复着的“杀人”行为的意义，这也是小说故事的开始。（相比之下，改编电影以萨拉热窝的核爆开始，所要表现的是另一种叙事）
给医生递来的同意书签字，停止母亲的生命维持，这是主角所经历过的最缺乏实感的“杀人”。而使主角焦虑的，正是这种缺乏实感，或者说这种缺乏实感与用枪械杀人时所感受到的同样。在心理调整的影响下，主角可以毫无内心波动地杀死任何目标——并非带着悲悯或是负罪感“不得不杀死”，而只是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精确无误地完成工作而已。
主角惊惧于自己的漠然，为什么自己感受不到罪恶？作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国公民，主角的思维中有一整套关于他的杀戮行为的道德话语；杀人当然是有罪的，只不过这种罪可以由所谓的祖国、自由、人权等等来赦免。但是对主角而言，别提赦免罪过，连本应该有的罪过都感受不到。“罪”在哪里？
为了抓住些微的罪恶感，主角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咬定“我杀了妈妈”，来填补这种难以名状的空虚。但是主角却发现，就算自己杀人的事实毫无疑问，也难以产生半点实感，就像是法庭被告席上对罪状供认不讳却漠然置之的分裂症患者。
因此，主角踏上了寻找自身罪恶的旅途，而途中遇到的露西亚使他幡然醒悟：
「人類縱使會受到往事、基因等因素影響，但仍然可以選擇要做什麼、不做什麼。人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人可以選擇放棄自由。因為人可以為了自己、為了別人，選擇什麼事不能做、什麼事不得不做。」我看著露西亞的臉。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得到了救贖。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做的事情獲得肯定，也不是因為我犯的罪已經消失。而是因為露西亞告訴我，是我自己選擇承擔自己的罪孽，並沒有把罪孽推給別人。
如果所有的文化、道德、思维甚至自我都可以被还原为基因、历史性建构、器官机能，那么所谓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说到底，人类只是由上述的装置所驱动的机器。但是露西亚对主角说：就算如此，我们也是自由的；就算我们的任何选择都会被化约为某种因果，但做出选择的主体一定是存在的。就像写下“我怀疑，所以我存在”的奥古斯丁和“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这里的版本是“我行动，所以我有罪”。
这是恋物(fetish)的逻辑：上面三个短句中所谓的“我”只是标记了真正的“我”之缺席的符号，正因为找不到真正的我，所以才用这样的记号来替代；为了不使这种空洞暴露出来，所以必须信仰它、证实它。也就是说，只有交易才能证明货币拥有价值，只有认罪才能获罪，只有殉道才能证明道的存在。这种看似错乱的因果倒置不是“知识”，而是“伦理”，是德尔图良的所谓“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只有这样，罪名才可能成立。
所以，尽管露西亚的话缺乏任何解释力，主角却感到了救赎：露西亚为主角展现的不是关于罪的真相，而是关于罪的伦理(ethics)，为了获罪，主角必须首先进行忏悔和赎罪。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罪与罚》的一个翻转的版本：拉斯科尼科夫依据自己的伟人道德，认为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绝不是罪恶，然而实际杀人的创伤性体验击垮了他。罪恶没有经由道德话语，而是经由切肤的体验将他捕获，让他最后在罪感折磨中选择皈依忏悔。如果说《罪与罚》的“道德教诲”是，缺失信仰的人必然因恶行招致惩罚，那么《虐杀器官》所表现的却是一个吊诡的反题：犯下恶行的人必须找回信仰以寻求惩罚。前者是认识到自己之渺小而敬畏神明，后者却因不再渺小而感到空洞，试图求助于已死的神明来找回自己。前者是传统的命题，后者则已然是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命题——“我并不是要逃避罪责。我害怕的事情正好相反，我怕自己可能没有资格担起罪责。我的罪恶不存在，对我来说是最糟糕的真相。”
空洞的“我”那么，主角为何希望受到惩罚呢？显然，他试图承担罪责的动机决不仅仅是“不可杀人”的道德律令。主角的焦虑并非单纯来自道德上的眩晕，而是来自“我”的空虚、来自帕斯卡所描述的无穷与空无的“深渊”——不确定性的深渊、连“我存在”之自明性都会吞噬的虚无之深渊。如果走出被消费主义幻象所保护的日常，试图向这深渊里窥视，就会不得不面临存在的危机。
电影中，主角和威廉斯二人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赛，其中一个球员遭到犯规动作而痛苦倒地。对此，主角说：“保护过度了”。不仅对于被规则所保护的球员、被身份认证保护的市民，更是对于被尖端科技所保护的主角一行特种兵。他接着说：“虽然我们被过度保护，有些东西已经不再能感觉到，但它们仍然保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这个“有些东西”，其实就是亚历克斯所说的罪与地狱，是危及自我存在的“深渊”。
对帕斯卡而言，深渊的感受来自于对时间流变的切身体会，或者说是对“不确定”的原初体验，而在《虐杀器官》的世界里可以说这种原初体验已经被完完全全地遮蔽了，只需要一只手表就可以帮助你找回“正常”的时间感，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其他的原初体验也是如此，比如原初的暴力被文化审查所屏蔽，孤独感被网路媒体驱散，而面对未知的恐惧感对于被科技、信息所保护的人们来说也不是问题。显然，主角遭遇的并不是某种创伤性原初体验，那么他向深渊投去的一瞥到底是什么呢？
“良心是一种脑中的实体，就分散在眼窝额叶皮质、颞叶上沟、杏仁体的特定坐标上喔。”“只要遮盖住人脑中各个不同的模组，不止可以抑制痛觉，还可以根据任务目的，赋予执行者不同的性格。”“「我」和「意识」不过是定义的问题罢了。也就是说，至今人类社会尚未决定，到底多少模组或者才算是「我」、到底多少模组联合运作，才算是「意识」。”
在心理咨商中，医生向主角介绍了可谓是脑科学的最前沿成果，这些成果告诉我们：“我”不过是一堆大脑组织产生的模组复合起来的效果。说“我存在”，只不过是在描述这些模组的良好运行而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科学对先验主体性最激进的否定：当任何直接获得的感受都在科学的语言里被还原成神经信号的效应；任何行动都被解释为不同身体组织的协同运作的时候，还可能有存在的实感么？
所以，主角感到无比的空洞，“只有在与死亡比邻而居时，才能确实感受到自己还活着……这种活着的真实感受，就是我到现在依然持续前往战场的主因。”但是就连这种与死亡比邻的强烈生存感也在科技的保护下无比淡薄，当主角在看到只剩下半截身子，肠子流了一地的里兰还在毫无异样地开枪射击时，“人”的形象已然崩塌。为了多少回避这一创伤，他选择以幽默应对：“你能不能用这只脚凑合一下？”但一只断腿显然无法缝合起支离破碎的“我”。这里的创伤恰恰不是原初暴力，而是原初暴力的缺失，是这个极度荒诞、极度反讽的场景。主角的“眩晕”不是来自实在界之入侵，而恰恰是“实在界无法入侵”这一事实的暴露——主角发现，自己无法脱离“保护”；或者说，在保护之下根本不存在“自己”，面对这样的场景，他甚至连恶心感都没有产生，因为这一碍事的机能已经从名为“克拉维斯·谢泼德”的机器上被适当地移除掉了。
因此，为了找回真实感，他认为自己必须承担罪孽：
为了获得活着的真实感觉，我接受了自己的罪孽，但万一哪个罪孽不是出于自我——那么“活着的感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
这意味着，不仅要接受罪孽，还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担起罪孽的、真实可信的主体，而问题首先在于后者。
我行动，所以我有罪前文提到，在科学的拆解下任何“自我”都可以被还原成模组，那么，就更不可能存在能够为行为负责的“行为主体”了，因为任何的动作理论上都可以被物理学所捕获，被生物学所解释。如何才能重新确立实在的行为来担负其后果呢？
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中写道：“从内部把握，我的行为呈现为有方向的，具有某种意向和某种意义。科学似乎要求我们把这些特征作为现象予以抛弃，应该在这些现象之下发现另一种类型的实在。”[1]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认为“行为”的核心是其意向性，试图肯定这种具有意向性的行为来对抗科学对人类行为的还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站在这种现象学的伦理立场上来肯定“直接”（从内部）得到的东西：通过肯定行为的“意向性”来反对科学对行为“现象”的分解。也就是说，行为的意向、意义、伦理优先（并且独立）于行为的动因与效果。因此，心理医生反复对主角说，“当然，那是你自己的意志。没有必要怀疑”；因此，露西亚告诉主角，人是自由的，因为人可以选择什么事能做而什么事不能做。
由此，就算自己的行为如何缺乏实感，身体如何像是一台自动的机器，行动、只有纯粹的行动是可信的，只有扣下扳机，射出子弹，杀死敌人的这一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而这样的事实每发生一次，就会在自己的罪行上添上一笔，因为行为证明了我的意图，行为保证了“我”存在之意义（可知性）。主角如此相信。
“在实存者与这一实存的事实之间，在内容意识与使这些内容根植于存在中的活动意识之间，其关系必定停留为外在的。归根结底，意识是由拥有一个思维对象或者由对自身透明而获得界定的，而活动是通过一系列彼此外在的事件得到界定的。”[2]在对生命秩序和人类秩序的讨论中，梅洛-庞蒂写道，意向一定有对象，意识必须在一个结构中获得（外在的）界定。讨论意识的“原初”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意识在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意识出现的。这样的解释相当于提出一种“社会-主观意向”的序列来与“科学-客观分析”的序列并置，从而使“意义”不会被“真相”消解。这里的关键在于，意识得到了“外部”的保证，这个外部拥有取之不竭的意义，也就是所谓“假定全知的他者”。
他者担保了主体的意义与自由意志，它告诉主体：“这就是你的意愿，这正是你想要的”，就像奥古斯丁对人自由意志的确信一样：“一定有一个意志，因它是祂所预知的。而且它只有在我们权能之下才是一个意志，所以，祂也预知这权能，祂的预知并不取消我的权能。”（《论自由意志》3.3.8）上帝的预知与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冲突，而不如说是前者保证了后者。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观察者，它“观看到了”主角的一切行为，并且因其全知全善，它总能够以某种方式接受、理解主角——若非如此，即使行为确定了主角的罪行，也找不到一个“罚”的主体；没有“罚”的主体，罪行也将失去意义。也就是说，仅仅找到承担罪的主体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执行惩罚的他者。当罪与罚成立之后，“我”才能存在：
我不需要諮商。我需要的是懲罰。我需要一個懲罰我的人。對於自己目前為止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我希望可以受到懲罰。
我受罚，所以我存在在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他者呢？在现代世界，大多情况下的惩罚者都是“社会”，它可以在法典中为人挑选合适的罪名，以惩罚、谴责等形式接纳人。但是，社会不足以充当主角的惩罚者，而且严格意义上，社会也无法成为终极的“假定全知的他者”。“假定全知的他者”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与“我”保持距离，并且注视着我；它是包容的，它“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只有这样的主体才能承担惩罚者的形象。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假定全知”并非是说这一主体真的无所不知，而是对于“我”而言，它能够理解有关我的一切，就好像一直在守望着我一样。但这说到底也只是“假定”而已，所以，当这个主体的形象降临到了某个具体的人身上的时候，一旦他/她开口说话，就有毁坏这一形象的风险，而不难想象，如果我把自己最隐晦的一面突然向他/她展现出来却发现对方毫不理解，会有多么荒诞的情节。因此，所谓“与我保持距离”，其实就意味着它根本无法与我交流，或者说它对我的知晓仅仅因为我相信如此，甚至可能完全是幻想，就像电影《小丑》里陪伴着主角的那位妄想出来的黑人女性一样。
主角认定自己的惩罚者只能是露西亚，只有露西亚最了解自己，而向露西亚寻求惩罚和原谅是主角回归“正常”的唯一途径。为什么是露西亚呢？主角认为自己向亲手杀死的人犯了下了罪过，他显然不能向这些人寻求原谅，因为任何人一死，就陷入了与活人完全陌生的境地，凭吊死者以寻求原谅只是活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所以主角说：“在神死亡的同时，罪孽就变成人类的东西。犯了罪的依然是人，但是能赦免罪人的不是神，而是肉体已死的人。”
而露西亚至少还是一个活人，一个可以倾听、开导主角的人。在主角看来，露西亚是一个纯真无罪、有着朴素的道德良知的人，而自己却一直在欺骗、利用她，对她犯下了罪；同时，露西亚作为保罗的情妇，对保罗的妻子也犯下了无人能够赦免的罪过，因此：
我被露西亚吸引了。我们都是无法得到赦免的罪人。我们都是对死者怀抱着罪恶感的人。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的罪孽告诉她。现在想起来，这就等于用最隐晦的方式传达对她的爱慕，也是最低限度的告白。
因为同为罪人，基督徒结成团契，通过团契与基督耶稣联系在一起，以此共享耶稣的牺牲换来的对罪的赦免。这种团契的纽带是爱：“没有爱心的人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遣祂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是为了叫我们靠着祂得到生命。这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并且差遣祂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约翰一书4:8-10CCB）”
当耶稣和上帝都弃我们而去，留在这个末世上的罪人们无法得到赦免，但爱之团契仍然存在。这个罪人的团契就是主角的“他者”，通过向露西亚寻求原谅与惩罚，两个罪人可以相互扶持，继续正常的生活。如果不能得到解脱，至少还可以通过互相诉说罪恶来获得些微的安宁。如果不能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追求最终的安享，但至少罪恶可以将我们与其他罪人，与罪之始祖，同时也是人之始祖的亚当联系在一起：
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我并不情愿；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受的惩罚。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罗马书7:17），是为了处分我自觉自愿犯下的罪，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忏悔录》8.10.22）
我是否有罪，我是否能够获得赦免，在这个末世已经不再重要，而真正的恐惧在于“我”的分裂——我害怕我之存在变成一堆碎片。既然纯净的灵魂已经无所希求，那么请给我被罪恶深深污染的灵魂，请让我受到惩罚。经由惩罚的苦痛，我可以跻身于罪人的团契；经由惩罚的苦痛，我可以深深体味到灵魂的存在。对于主角而言是如此，而正如亚历克斯所说，地狱就存在于大脑里，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人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如果说现代人杀死了上帝，那么现代人并未废弃“罪”，也未能毁掉地狱，而只是把它们遗忘了而已，扔到了大脑的最深处。一旦被过度保护的我们在某天偶然回想起了自己的罪，深深隐藏在大脑褶皱中的地狱就会打开大门；一旦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沉沦里误入了揭示出存在之问题的“林中空地”，罪就会将我们拖入地狱。
结语主角最终也没有从露西亚的口中获得原谅，她就像任何一个印度的叛军或者非洲的童兵一样毫无防备地被子弹打穿了头颅。
露西亞已經死了。再也沒有人能懲罰我，或原諒我。此時此刻，這裡就是地獄。我把自己囚禁在地獄裡。地獄就在這裡喔，我想起了艾力克斯所說的話。沒錯，我已墮入最可怕的地獄。我為了受處罰，並且得到寬恕，所以來到了非洲的內地。但是，抵達後，我的懲罰與寬恕卻都毀損並消失了。這就是我的懲罰嗎？我必須徬徨無助地帶著罪孽，到死為止。
原先主角苦苦追求的宽恕消失了——不是无法得到宽恕，而是突然发现宽恕本来就不存在。露西亚并不意图谴责主角杀人和欺骗的罪过，而是坚持要将真相公诸于世——世界是在尸骸堆上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也许露西亚仅仅是出于同情被大屠杀波及的无辜生命的人道主义情怀才这样要求，但这一要求在约翰·保罗和主角的执行当中超出了“道德”的界限，因为一个文明世界必须将尸骸排除在外——通过葬礼、公祭、哀悼等等形式。约翰·保罗说：
「我原本打算一個人背負起所有的事情。但是，既然露西亞希望世人知道這一切，那麼我就要讓大家知道，沒有恐怖攻擊的世界，其實是建築在屍體之上的。世人將要被迫針對這件事情的是非對錯，做出抉擇。」
主角也认为：
這個世界還不夠有道德。這個世界尚未完全充滿著良知。我們還遠遠不及，還有許多我們視而不見的事物。
颠覆道德的不是毫无良知的恶人，而是极端的优美灵魂，它会迈出道德的界限，将人类带入难以忍受的境地。主角知道，仅仅在媒体上向世人宣告真相是不够的，就像《机动警察2：和平守卫战》的教诲，文明的社会小得容不下真正的战争。就算某国某处发生了战争，甚至就在自己身边发生了战争，也不过是与自己无关的荧幕上的虚假战争罢了。要宣告真相，“告知”是不够的，必须让人类陷入“真相之中”。主角所看到的不再只是自己的罪恶，而是日常之世界（美国）这座巨大的巴比伦之城至深的罪恶。
我用吟唱般的方式，述說我的故事。我在述說時，特別注意到音調、韻律，並且期盼聽到的人互相殘殺，期盼美國各地的人彼此屠殺。我希望有人能注意到，這是祈禱，也是一首歌。
主角决定呼告弥赛亚，以杀戮语法的祈祷词带来末日审判，使惩罚降临在美国的土地上。正是在这一时刻，本文自始至终勾画的主角个人的赎罪之旅与世界之弥赛亚接合了起来。《虐杀器官》的两条叙事在此处汇合，而关于另一种叙事，即本文在开头提到的从萨拉热窝核爆事件开始的那种叙事则留待日后讨论吧。
“我的子民啊，离开那城，以免沾染她的罪恶，受她所受的灾祸。因为她已经罪恶滔天，上帝没有忘记她一切的不义。
她怎样待人，你们也要怎样待她，要按她所做的加倍地报应她，用她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她喝。她过去怎样自炫自耀、奢华荒淫，现在也要让她怎样痛苦哀伤。因为她心里说，‘我贵为女王，不是寡妇，绝不会经历哀伤。’
所以在一天之内，她的灾祸，就是死亡、哀伤和饥荒要同时临到她身上。她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她的主上帝能力伟大。”——新约:启示录18:4-8CCB
[法]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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