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乌斯塔沙”民兵和一支匆忙指派的宪兵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呈扇形散开，他们独断独行，最初试图把尽可能多的塞尔维亚人驱逐到塞尔维亚的集中营，所有的反抗者都被杀死。当驱逐变得日益困难时，他们在塞尔维亚族村庄中又杀害了许多人，或把剩余人押解到几个死亡集中营去，在“乌斯塔沙”的政权下，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与被杀死的塞尔维亚人的数量相比，被驱逐的塞尔维亚人的数量无疑更多。到年7月时，塞尔维亚的德国当局记录了接近14万人被迫跨越边界，尽管或许另外的4万人未被记录。在贝尔格莱德的德国军事指挥部作出反应，把核准的边界过境点的数量削减到两个，后又减到一个，到秋天时一个也没有了。“乌斯塔沙”政权的惟一选择方案是改变信仰或被杀害。在这种伪历史宣传的支持下，该政权和许多当地神父们发动了一场强迫皈依的运动。这种宣传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旧时军事边界区的塞尔维亚人，主要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皈依东正教的克罗地亚人或瓦拉几人。这些神职人员经常是圣方济各会修士。-年，大约25万塞尔维亚人接受了这种违反宗教教义的提议。数量少得多的塞尔维亚人加入了“克罗地亚东正教会”，该政权在年匆忙创立这个由一个可利用的俄国教士领导的派别，似乎承认这种皈依运动不能再进一步。到年末，尽管有德国的禁令，但是另外5万塞尔维亚人没有逃到塞尔维亚。
到年末，争论仍然围绕着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家”的领土上被当场杀死的塞尔维亚人的数量。这颇具争议的数字必定超过3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畀当地大屠杀死亡人数占早期屠杀的大多数。接近戈斯皮奇和其他地方的一系列小集中营对大约5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并且亚塞诺瓦茨和旧格拉迪斯卡这两个明确的死亡集中营最终应对大概10万人的死亡负责，不包括年时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几千人。战后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声称，仅仅在亚塞诺瓦茨就有超过50万人死亡，包括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个数字被近来塞尔维亚的伪历史加倍，然后又被克罗地亚学者精确地减少到略少于10万人。从那以后，这个数字被克罗地亚的伪历史进一步减少，并且其自觉的种族主义目的被克罗地亚的伪历史否认。这两种伪历史都把注意力从笼罩着“乌斯塔沙政权”的、作为其唯一墓志铭的有罪裁决转移开来。与亚塞诺瓦茨本身相比，在诸如克宁、格利纳、帕克拉茨和耶利纳,在这些村庄的屠杀播下了更多家族复仇的种子。
“乌斯塔沙”领导层试图全部消灭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3.6万犹太人居民。在其自身的排犹主义而不是由于德国的指令或克罗地亚民众的授权推动下，该政权在年6月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逮捕和处决这些不能自卫的城市居民。仅有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而大约2.6万人在克罗地亚的死亡集中营或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据“乌斯塔沙”领导人尤金克瓦泰尔尼克所说，这些犹太人的罪行是犹太人医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克罗地亚进行了“几十万例堕胎手术”，“以减少克罗地亚族居民。”然而，这些迫害基于这一种族主义假定，即克罗地亚人是哥特族或伊朗裔的雅利安人，他们将被与非雅利安人种的犹太人或斯拉夫人的接触所污染。
许多天主教统治集团成员、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一些领导人不久表示反对帕维里奇政权。他们消极抗议，呼吁该政权改过自新，而不是倡导积极的反抗，但是他们仍然值得褒奖。虽然大主教斯特皮纳奇没有将犯罪的教士免职，或自己威胁要辞职，但是他私下对“乌斯塔沙”领导层发出屡次抗议，抗议强迫皈依和虐待犹太人。他的谨慎倡议挽救了几千人的生命。斯特皮纳奇也没有为该政权向从罗马被迅速派遣到萨格勒布的梵蒂冈代表辩护。“克罗地亚独立国家”从未获得罗马教廷的外交承认，而帕维里奇热烈地期望这种承认。年国民议会选出的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人中的三分之一拒绝在该政权中担任职务。该政党的乡村普通成员通常回到他们的家庭。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人弗拉德科马切克再三拒绝公开表示支持该政权。因为他的违抗，他被从软禁状态转到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乌斯塔沙”引诱作为“克罗地亚民族珍珠”的波斯尼亚教徒，但是这种引诱从未说服多于一个少数民族去放弃他们的波斯尼亚人身份。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乌斯塔沙”已经把亲克罗地亚人的教徒提拔到“克罗地亚独立国家”统治集团的几个高级职位，并且归还了土改中被没收的土地。但这无法补偿该政权在波斯尼亚对非克罗地亚人身份的否认，以及对一些穆斯林、许多塞尔维亚人和差不多所有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在萨拉热窝、图兹拉、巴尼亚卢卡和耶利纳的穆斯林发表决议，特别抗议对塞尔维亚人的迫害。而且，那些城镇中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为隐藏幸存下来的名犹太人出自战前1.4万犹太人作出了努力。
毫不奇怪，对“乌斯塔沙”政权的第一次积极反抗来自克拉伊纳、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农村塞尔维亚人。年6月，在东部黑塞哥维那自发开始最初的起义。与占该地区人口三分之二的塞尔维亚族多数人口对抗的是一个残忍的新政府及其当地代理人。后者的大部分选自占人口另外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并且其祖先直到年都是塞尔维亚族佃农的地主。塞尔维亚族无组织的反叛从那里展开，它们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其领导人是当地人，他们属于塞尔维亚农民党或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切特尼克”组织之一或这两者都有。他们不是王室军队的军官，最初也不在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的指挥下。第二，虽然这些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攻击“乌斯塔沙”当局和设施，但是他们也对易受攻击的农村进行血腥袭击。与克罗地亚族的村庄相比，这些村庄更可能是波斯尼亚或桑扎克教徒的村庄。他们杀死超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最大屠杀发生在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福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在这一早期阶段，南斯拉夫这些军队的序列和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一件更复杂的事情。为了理解这些关系中最决定性的“切特尼克”对铁托游击队的关系，首先应分辨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一支协调一致的“切特尼克”武装同德国年的两次进攻合作，去反对一支不断增强的游击队军队，但是他们的行动起因于年以来更多合乎情理的先例。在更早时期，无组织的“切特尼克”部队同被召回的意大利军队建立联盟，以排挤嗜好劫掠的“乌斯塔沙”民兵，并且恢复秩序。即使意大利没有在乡村建立其权威，但是这些早期的安排建立了意大利在这些城镇的权威。随着苏德战役继续下去，在此期间，“克罗地亚独立国家”边界线以北的德国军事存在已经被减少到两个师。在萨格勒布的德国武官埃德蒙格莱兹冯霍斯特恩将军蔑视“克罗地亚独立国家”，这进一步限制了德国工人党的支持。这个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对“乌斯塔沙”政权和意大利军事存在的敌视，以至于只允许冯里宾特洛甫的规划不周的外交代表，即以前的波罗的海诸国的纳粹党人齐格弗里德卡舍去代表该政权讲话。
该政权的暴行使一支庞大的轴心国武装即意大利军队愿意和该政权对抗。它们的对抗为“克罗地亚独立国家”中的“泛塞尔维亚运动”打开方便之门。在年初，铁托游击队未能保持其最初追随者的效忠，这扩大了上述这种机会。游击队缺乏粮食和武器也对“切特尼克”在黑塞哥维那保持支配地位产生影响，对“切特尼克”而言，因为其与意大利的联系，缺乏粮食和武器的状况不太严重。南斯拉夫的伦敦政府现在由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领导。年1月，伦敦政府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作战部长的决定也对“切特尼克”在黑塞哥维那的支配地位产生影响，推动这一决定的是“切特尼克”和游击队在黑山和塞尔维亚的关系。
黑山最早产生不能容忍最轻微的反对游击队武装起义的模式。意大利占领当局允许一小群主张自治的绿色和平主义者寻求使黑山从塞尔维亚分离，使他们相信一个在意大利国王统治下的、名义上独立的黑山将几乎不会遭到反对。因此大部分意大利军队能够开始撤退。但是在年7月13日，在绿色和平组织宣布独立的第二天，武装的村民和许多幸存的南斯拉夫军官和士兵举行起义，他们迅速控制黑山的大多数高地。米洛万吉拉斯是共产主义者领导层中级别最高的黑山人，而阿尔索约万诺维奇后来是支持斯大林反对铁托的级别最髙的军官。他们从塞尔维亚被派遣，试图把这些分散的火焰煽动成为一堆篝火。仅仅三个星期以后，一个意大利师返回镇压了这次起义，并且放纵他们的盟友即大部分是土耳其人的桑扎克教徒去劫掠和焚烧。吉拉斯本人记述了在7月游击队如何立刻草率地处决任何反对者。
到年初时，在黑山和黑塞哥维那东部，这些任意处决的消息鼓励了游击队的开小差，并且壮大了意大利批准重组的“切特尼克”部队。虽然黑山的“切特尼克”的这三个主要团体全部被前南斯拉夫军队的军官指挥,但是它们没有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只有东部的指挥官帕夫莱久里希奇是公开亲米哈伊洛维奇的，并且可能同“切特尼克”在塞尔维亚的司令部有联系。
在塞尔维亚，到年末，针对协调抵抗的几次尝试证明是失败的，并且“切特尼克”将与游击队作战。同时，德国陆军部队在塞尔维亚大批杀害游击队武装。铁托不得不转移其司令部到波斯尼亚东部，其幸存下来是依靠吸收来自“克罗地亚独立国家”和黑山的新成员。在此期间，米哈伊洛维奇试图，通过赢得英国的长远支持和德国的暂时容忍维持其在塞尔维亚的基地,但他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取得成功。
游击队和“切特尼克”的冲突进一步使“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家”已经开始的内战复杂化。只有斯洛文尼亚，像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看到的那样，能够用类似统一战线的某种组织去对抗占领军。游击队武装在年7月4日开始了针对德国军队的蓄意破坏和小规模进攻，几支“切特尼克”部队同情游击队武装，甚至与游击队武装合作。破坏南部到萨洛尼卡的德国交通线带来了快速反应，德国交通线的破坏是这种入侵应该排除的真正危险。
德国的一批塞尔维亚族通敌分子组成的无关紧要的行政官委员会。保罗亲王在年初已将内吉奇免职，因为内吉奇拥护一个德国联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切特尼克”领导人科斯塔佩查纳茨和真正的法西斯塞尔维亚族领袖迪米特里耶廖蒂奇，追加各自人和人的分遣队到“塞尔维亚国家卫队”“塞尔维亚国家卫队”是内吉奇主要靠纠集其旧时宪兵队组成的武装。他们的人数合起来大致与“乌斯塔沙”民兵的3万总数相匹敌，但是他们从未独立实施在年玷污塞尔维亚土地的严重战争罪行，他们也没有发动这种严重的战争罪行。根据近来的学术成果，反而是德国国防军的指令和大部分是奥地利人的分遣队承担了这一责任，这个分遣队由当地德国指挥官指挥。为了阻止袭击并且摧毁反叛武装，被召回的德国陆军部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罪行。
结语：在“乌斯塔沙”政权期间，克罗地亚独立国家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经历了从被压迫、被驱逐到后来积极的呼吁和反抗，甚至在二战期间，他们还进行了武装起义。因为任何压迫的引起的必然结果都是反抗，在“乌斯塔沙”政权下，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都与之经历了一场大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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