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导读
▌摘要：恩格斯晚年面对19世纪末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石，以结构分析与动机分析为方法论原则，深刻透视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动因，并且准确预言了大国体系走向全面崩溃和世界大战的历史结局，从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社会变迁的基本范畴、认知逻辑和分析范式。在国际政治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恩格斯的国际观和方法论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不仅能够为我们剖析今日的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提供视角与方法，而且能为我们建构中国发展道路和更加高级的文明秩序提供立论基石和方向指引。▌关键词：国际观历史唯物主义新型国际关系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自由竞争时代转向垄断和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面对这些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新研究和新判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面对19世纪末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以结构分析与动机分析为方法论原则，深刻透视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动因，并且准确预言了大国体系走向全面崩溃和世界大战的历史结局，从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社会变迁的基本范畴、认知逻辑和分析范式。进一步梳理和研究晚年恩格斯国际观的理论逻辑，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无疑有助于我们洞察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基本秘密，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并为中国在更为复杂的大国关系中确立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借鉴。结构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体系
晚年恩格斯的国际观的哲学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按照这一思想，“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国际观的首要特征乃是强调对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即将生产方式和人类交往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矛盾运动，看作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不断变革的基本动力。我们认为，这种科学的认识论具有分析复杂的社会历史事态的普遍性的意义，并在恩格斯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剖析中得到了典范性的运用。恩格斯指出，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即在生产过剩和固定资本膨胀条件下形成垄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 片段《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垄断组织的快速发展。恩格斯则在修订时明确指出：“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为《资本论》第三卷中所做的 增补（Ⅱ.交易所）中，恩格斯重点讨论了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的新发展。在恩格斯看来，年以后，由于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了生产速度，生产的规模又超过了市场的扩张，造成了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同时，铁路和化工等重工业的发展导致固定资本膨胀，资本投入的需求和周期大大增加。因此，交易所和股份制公司的地位变得极其重要。恩格斯指出：“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在此过程中，商业部门、工业部门、银行等逐渐转变为股份企业，股份企业则进一步转变为托拉斯。由此，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竞争机制被组织化的“经济集中”（economicconcentration）所取代。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一生产方式变革反映在政治领域的显著后果是资本与国家政权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恩格斯讨论了不同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受到垄断组织影响的程度。比如，英国长期居于世界贸易体系的垄断地位（交换垄断），从国际贸易、殖民掠夺和金融体系中赚取了大量的资本剩余，因而不存在私人资本短缺的问题，银行对工业的控制力就比较弱，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也相对较低。英国的殖民扩张主要是为了维护交换垄断地位，而与生产垄断和银行资本关系不大。德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资本原始积累不足，在世界贸易中获利也不多，这些因素决定了其私人资本短缺。因而德国工业化不得不依赖于银行引导储蓄和调动资金的职能。随着银行对工业的重要性的提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成了控制国民经济的托拉斯联盟（即后来被希法亭所着重强调的金融资本DasFinanzkapital）。这种产业结构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德国必须实行生产垄断并向外扩张以争夺国际市场。在恩格斯看来，除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垄断所表征的生产组织化还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在生命的 岁月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该书被伯恩施坦称为“政治遗嘱”）中，恩格斯谈及新的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作用，并坦承他和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所做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已经开始”的判断是错误的。“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层出现变化，国内矛盾趋向和缓。资本家阶级意识到随着“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甚至，还意识到“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所以，“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 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敏锐地发现，帝国扩张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可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正像“政治遗嘱”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所分析的那样，自路易·波拿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和公共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逐步扩展的大众民主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团体取得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但是选举权的普及并不一定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相反，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动下，反而可能促使政府通过采取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对外扩张等对外政策来转移国内矛盾。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逻辑，上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经过传导将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大国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由此，晚年恩格斯的研究得以从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入到国际政治结构之中。恩格斯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有两项。首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英国为中心的共生性的经济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家经济体”（nationaleconomies）之间的激烈竞争。年1月，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自19世纪70年以来，由于美国和德国的竞争，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从那时起，经济危机的十年周期被打破了。这些相互敌对的经济体逐步趋向于一种“零和状态”（Zero-sumstate），这种零和博弈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平衡，限制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我调节的能力，增加了经济危机的风险。其次，恩格斯指出，作为对“国家经济体”竞争的回应，保护主义浪潮全面崛起。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各国实施保护主义的目的是在保持国内高利润的同时，通过降低成本获得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但是，这是以全面的 和国内消费者承受高昂的成本为代价的，因而必然导致持续的经济萧条和政治紧张。正如年1月，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生产过剩给市场造成压力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情况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恶化。如果说危机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同时又不失去其强度，那末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堆积的商品销售之后，就必定到来一个新的，不过是短暂的繁荣期。”在这里，恩格斯还暗示了一个后来被希法亭所发展的观点，即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政策可以看作保护主义在国际市场的一种延伸。当时世界经济的结构特征在于多个强大的国家经济体同时寻求新市场，为了完成市场的独占，各大国以分割领土的方式实现排他性占有（exclusivepossession）。总而言之，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19世纪末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在恩格斯的理解中，结构分析的内涵实际上是双重的，既指一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也包括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和发展态势。两者的逻辑关系是：新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客观位置，进而规定了其根本的国家利益。而实力的此消彼长又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与发展趋势。这种层层深入的认识论既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能够为解剖国际经济政治的内在秘密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能够始终具有生命力的基本原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阿伦特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作为科学试错，而是作为运动法则的发现”。运用结构方法具体分析19世纪末的大国关系，恩格斯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包含诸多国家经济体，以经济和政治竞争为特征的帝国时代的副产品。其基本特征是经济扩张与领土扩张这两种权力斗争形式汇流爆发。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交织导致了极为复杂的态势，使大国之间的局部失衡极易上升为全球性的冲突，并为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深层隐患。动机分析：大国博弈的历史合力
如果说结构分析是晚年恩格斯国际观的首要方法，那么动机分析则是其科学精髓。前者关涉国际体系的深层根源和客观的战略态势，后者则主要考察国际社会主体力量的相互关系和矛盾状态。概括地说，动机分析的主要目标是透过国际事务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核心大国实施战争和殖民政策的利益动机，并在各种偶发性的政治博弈中洞悉大国外交政策的内在本质。首先，面对19世纪末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恩格斯始终以“历史合力”的辩证思考方式，透过诸种表象对各国的利益动机和政治操作进行系统分析。在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 的“合力论”思想。恩格斯认为，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是无数单个人意志合力作用的结果，“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就是按照合力的方式创造的，而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的运演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在这一文本中，恩格斯以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波兰事件为例，指出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各个民族国家——是在一定的意志动机的支配下进行活动的。每个国家利益与动机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冲突，力量也不平衡，“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产生“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在这个“总合力”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多个单独的意志相互冲突，使得历史的最终结果往往和单个国家的愿望不一致。然而，并不是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在“合力论”的视域下，国际关系就呈现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各方力量的消长，国际社会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原有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平衡不断被打破，不断地形成新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因此变动而非稳定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内在品格。其次，恩格斯认为，各种分力的性质和地位是不同的，其中 的几股分力对合力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在国际政治领域，历史结果究竟以何种状态出现，主要取决于在合力中起引领作用的分力，也就是作为核心玩家的大国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博弈。上文已经提到，年以后，国际体系的总体结构是国家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但是，这种不平衡性要演化为全面的对抗乃至世界大战，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在主要国家不断变动的利益格局和政治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因此，还需要着重考察主要大国的战略动机和外交政策。本着这样一种方法论自觉，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对19世纪中叶后欧洲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做了极为精彩的阐释，并由此做出了天才的预见：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和错误决策将加剧紧张局势，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无可挽救的全面崩溃。具体而言，晚年恩格斯非常细致地梳理了欧洲大国关系的嬗变过程，以此作为大国博弈的历史合力的典型。拿破仑战争后，为了防止革命和全面战争，以英俄为首的欧洲大国苦心经营出国际间的协调机制，即后世所说的维也纳体系（Viennasystem）。在这一体系中，以均势原则组建的四国同盟（theQuadrupleAlliance）和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神圣同盟（theHolyAlliance）构成了维系国际体系的基石。尤其是神圣同盟，被恩格斯称作“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是以俄国为首的专制王朝基于君权神授的保守的价值观而建立的准集体安全机制。在恩格斯看来，在19世纪中叶，维也纳体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海权的英国和拥有陆权的俄国的关系。而维持欧洲均势的命门则是保证一个孱弱分裂但不受革命与民族主义影响的日耳曼。只要日耳曼诸国将自己看作俄国庞大势力下的盟友或附庸，欧洲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就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但是，恩格斯同样敏锐地发现维也纳体系具有内在的缺陷，即主要大国对体系的认知、依赖程度和战略利益存在冲突。这些作用力之间的相互冲突和互不理解逐渐摧毁了由传统和集体安全所构筑的外部构架，使得国际体系一步步迈入危险境地。恩格斯认为，这一瓦解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俄国对中南欧、巴尔干、奥斯曼土耳其的野心引起了英国的极大担忧，“东方问题”即对奥斯曼土耳其不可避免的解体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变成列强特别是英俄两国的角力场。恩格斯指出，俄国的战略动机是封建式的领土扩张，主要目标是赢得地中海的海峡控制权进而确立欧陆的 霸权。此一行动主要源自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也随着乌克兰谷物的出口而具有经济意义。英国的战略利益则是维持其全球贸易的霸主地位，因此，它必然要采取措施阻止俄国南下的企图，因为这将威胁英国海上霸权的核心——通往印度的短程航道。英俄两国的利益冲突造成了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War，～），俄国的战败不仅导致了欧洲均势出现动摇，而且导致了奥地利和普鲁士脱离其控制，为德意志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维也纳体系瓦解的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最核心的变化是普鲁士统一德国并一跃成为欧陆 强国，而奥地利则受到了致命的削弱。恩格斯认为，这一巨变造成了19世纪末国际关系的两对基本矛盾——德法矛盾和俄奥矛盾。因为中欧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个强国，它争夺欧洲霸权的战略动机必然同法国及俄国发生矛盾；同时羸弱不堪的奥地利暴露在俄国面前，也会引发后者大斯拉夫主义的扩张。正如恩格斯所做的分析：“如果说并吞阿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其中一个阵营周围。”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军事对峙下，英国的态度就具有了决定性，“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开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一旦英国放弃中立，而选择加入其中一方，那么，“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万到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就变得无可避免了。我们看到，年到年的世界历史印证了恩格斯的天才判断。在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年（），德国政府为了迎合民意，制造了克鲁格电报事件，导致英德关系发生了决定性逆转。后发的德国在崛起过程中，犯了同恩格斯所分析的19世纪50年代的俄国一样的错误：太过急于求成，缺少合理的战略目标和清晰的战略表述，导致自身陷入极大的被动中。尤其是德国建设全球海军的计划超出了其战略需要，鲁莽地将英国推向了法俄一方。之后的世界历史就是恩格斯所预言的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和单纯的实力政治的历史。从法俄外交协定（）到法俄军事同盟协定（），再到英法殖民地协约（）和英俄殖民地协议（），英法俄三国正式完成对德国的战略合围。而德国能够采取的 办法是同已经危机四伏的奥匈帝国做更加紧密的捆绑。这最终为萨拉热窝事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欧洲局面埋下了祸根。总体而言，晚年恩格斯对国际格局的分析构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整体，具有惊人的科学性与预见性。他不仅通过结构分析，发现了 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即国家经济竞争日益趋向一种“零和状态”；而且通过对大国利益和动机的把握，揭示了大战的直接原因，即欧洲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争霸集团。恩格斯的这些洞见为19世纪末的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观和方法论的示范性运用。晚年恩格斯国际观的理论定位与价值
晚年恩格斯的上述探索表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不断进化的有机整体。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观是此后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总谱”，那么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到马克思思想影响下的世界体系理论再到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学说便构成了不同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下“理论发展的谱系”。在这一序列中，晚年恩格斯的国际观和方法论是极为重要的逻辑环节，无论对于我们阐释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原生形态，还是理解种种衍生形态和发展形态，都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首先，晚年恩格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危机形式和国际体系的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发展形态的问题视域、分析框架和价值定向，直接昭示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卢森堡的消费不足理论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的诞生。我们认为，晚年恩格斯的这一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内部裂变和结构性矛盾的批判分析，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垄断逻辑看作国际冲突和大国博弈的基本前提；二是基于国际体系层面的深刻剖析，预见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必然崩溃和世界大战的历史结局；三是基于国际正义的伦理准则，为20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探索了人类文明未来形态和更为正义的国际关系的可能。其次，晚年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体化为结构分析方法与动机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整套科学分析和有效辨识国际社会发展秘密和内在演变规律的方法论。我们认为，这套方法论的建构逻辑是：以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为导向，从宏观的历史变迁角度把握世界历史和国际体系演变规律；以结构分析为首要原则，将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看作国际关系调整的根本动力和国家决策的深层根源；以动机分析为重要方面，研究核心力量的战略利益与政策动机，以此破解各种偶发性的政治博弈背后大国政策的内在本质和发展主线；以合力与分力为基本的辨证范畴，完整揭示新的历史时期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辨证运动和动态发展；以道德和正义作为处理和解决国际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贸易政策、殖民主义等进行全面批判，恪守民族生存和主权平等，尊重国际正义与良知。 ，晚年恩格斯的国际观为破解稳定性与变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结构与意图这些国际政治的基本秘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从结构与意图这对基本范畴来看，一方面，任何国际关系都是在确定的前提条件和结构下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这些国际关系的决定性要素的嬗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人在客观的结构和形势面前，绝不是毫无作为的木偶，无数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形成无数交错的力量，历史就是在这些相互交错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就像维也纳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过程，国际政治始终表现为稳定与瓦解并行的过程，并在权力承担者和政治实践者的互动冲突中不断完成结构重组。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来看，历史发展的本质还体现为上述范畴的辩证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必然的东西往往“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情况向前进展”。按照恩格斯的分析，在通向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一方面，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表现形式，在纷繁复杂的偶发性事件中隐藏着零和的国际关系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各种偶发的历史事件（如克鲁格电报事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实际的影响，并使历史运动呈现出某种特定的形式和面貌。总而言之，晚年恩格斯的国际观不仅指明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革视作世界历史形成的核心动力，而且把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引入现代人类交往的宏大论域中，鲜明揭示了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实践本质，并逻辑展现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与解放的多样化道路。晚年恩格斯的国际观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恩格斯的研究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但他关于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的认知逻辑、分析方法和价值向度，仍然是我们认知和思考国际社会本质和时代特征的一把科学钥匙，仍然是我们解决当今重大的国际难题的方法指南。晚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石，以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为基本品格，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真正洞察了历史变迁的基本规律，不仅超越了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论境界，而且具备了其他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现实穿透力。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尤其是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暴露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短板，也使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严峻。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又危机四伏的时代，恩格斯的国际观和方法论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不仅能够为我们剖析今日的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提供视角与方法，而且能为我们建构中国发展道路和更加高级的文明秩序提供立论基石和方向指引。以结构的视角来分析今日之世界，我们会发现，当前国际关系的紧张与动荡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所带来的重组和内部张力。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率先释放和 流动性的要素，真正具备了全球性和权力域外性的特征。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观出发，能够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资本超国界的抽离所造成的原有社会结构的坍塌和断裂型社会（Fracturedsociety）的生成；二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造成的国家、阶级、代际之间巨大的贫富差异和不平等；三是国际均势体系的崩溃与“新型帝国主义”的扩张；四是跨国资本的迅猛发展造就的新的全球性的权力中心；五是人类大灾难和危机（公共疾病、生态恶化、种族驱逐等）暴露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而从动机分析的角度来看，今日世界和平与发展所面临的 挑战是美国所推行的霸权主义。面对国内经济不平等的矛盾和全球控制能力的下降的事实，美国非但没有反思其自身制度，反而不断通过挑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转嫁国内矛盾，甚至不惜重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以 的方式来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从恩格斯早已揭示的逻辑来看，这些不过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的翻版，其思维的核心仍是大国争霸的战略逻辑和冷战式的零和博弈。它给世界带来的注定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失序，不是全球和平而是冲突，不是政治互信而是相互猜疑，不是文明进步而是野蛮退步。进一步来说，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和运用晚年恩格斯的国际观，对我们正确辨识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位，科学判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这一国际观能为今日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战略抉择提供四项重要的启示。首先，强大的经济基础是掌握外交主动权的根本前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分析，当今国际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的比拼。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是掌握外交主动权的物质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因此，无论是与世界各国建立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还是同强权政治做坚决的斗争，一切的基础都源自我们自身实力的强大。要不断提升国际地位，真正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关键在于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动力转换、能效提升，加快构建引领世界的产业新体系。其次，正确的战略思维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因素。今日的世界，人类已经 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前提下，某些强权国家固守僵化的意识形态偏见或你输我赢的冷战思维，无益于地区安全和人类的共同福祉。正确的出路是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大力改进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互利共赢的新局面。而作为后发强国的中国，要明确自身真正的核心利益和战略需要，避免出现战略冒进，错失和平崛起的机遇。当然，体现“大国担当”、承担“中国责任”的前提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保障国家安全，使我们的发展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再次，开阔的外交视野是维护核心利益的重要支点。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是由多种分力所共同创造的。因此，在理论认知中，决不能简单停留于单边立场和静态逻辑，而应该以更为宏观的国际视野，综合分析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对双边关系和地区整体局势的作用，真正揭示国际关系的辩证逻辑和变动特质。在外交实践中，不仅要着力推进多边的政治互信和合作共赢，更要以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驾驭和消化各种分力的作用，从而引导合力朝着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演变。 ，崇高的价值指向是中国外交赢得未来的道义源泉。批判维度和价值向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区别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鲜明特征。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强权逻辑（Machiavellianlogic）和现实主义的价值预设，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逻辑原点和 关怀是无产阶级利益与人类解放。进入21世纪以来，以霸权为核心的传统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理应联合所有追求国际正义的力量，积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破除充满剥削和歧视的旧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努力追求全球善治的理想目标。总而言之，以晚年恩格斯的国际观的视域来看，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对时代本质的判断和对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认知。其中最核心的命题是：如何确立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崛起模式；如何理解和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摒弃零和博弈的理论局限与你输我赢的冷战思维；强调合作共赢，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国家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和共赢的全球新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新安全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的提出，既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和 成果，也是我们为解决人类问题，实现国际正义，推进全球治理模式变革和建构未来国际文明新形态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将引领未来世界文明的全新变革，奠定国际新秩序的价值前提。来源《江海学刊》年第3期作者
兰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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