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昂，生于福建，现居北京。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学所。著有《干脆，我来说》《瓶中人》等。
我有过真正的“在路上”的生活经历，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人（七零后）在青春伊始，想要过的就是凯鲁亚克式、迪安式的在路上的生活，真正能够付诸实践的人却很少，或者说，想得多做得少。编辑让我翻译《在路上》，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决定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译者，但是这是《在路上》啊，年，我只身踏上西去的路途，背包里确实放着一本这个书，那个封面是四个裸着上身、纹身的男人和一个用手遮盖着胸部的女人，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陶跃庆的译本。左上角写着：“垮掉派力作，嬉皮士经典”。那一路，我和一群在路上认识的新朋友们，搭军车去林芝未果，河断了，我们在河边住了一晚上，去找同行的团长想办法，他说：“我们在等救援部队来，要很多天，你们还是回去吧，这里连吃的都不够。”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往回走，一路继续搭车，我们当中有个男孩一只脚是义肢，他爬上军车的灵活度比我们这些人还高。我打算回拉萨，搭了军车，他们有去甘孜的，有去雍布拉康的，后来我也去了甘孜，去了雍布拉康，无数次在这些地方，和这几个人重逢。记得在西藏离拉萨还有两三百公里的地方，附近温泉聚集，我搭车的卡车司机提议我去泡个温泉，我们的车子在夜半停在路边，他们用报废的轮胎点起火来，恶臭扑鼻，然后从边上农田里摘了一些青稞，就那么放在火上烤着吃。这个车队是从上海一路开过来的，到了西藏，到小村子里去兜售在上海款式过时的羊毛衫，他们用极低的价格从上海的羊毛衫厂子里收来这些衣服。我打扮成男孩模样，短发，戴着一顶在路上买的黑鸭舌帽，深色牛仔裤，在西宁路边军品店花十块钱买的低帮厚底军靴，那一年我二十岁，觉得自己不走遍五湖四海简直对不起自己。去西藏的路上，遇到过火车骗子，身上仅有的钱差点被骗光，最后在拉萨，钱花光了，给父母打了电话，等父亲电汇钱到拉萨人民邮电局给我，住在十块钱一晚上的拉萨军区武警招待所，每天跑一趟邮局，去问钱到了没有，这种经历凯鲁亚克也曾经有过，而且不止一次，只不过在书中，给他寄钱的是住在纽约的姨妈。刚才说到搭大卡车从林芝回到拉萨（因为常常搭大卡车，我对卡车司机有特别的感情），一路搭车搭下来，司机们都喜欢我，为首的老大因为长年累月跑村子，头发留得长长的，胡子也不刮，自然地留成了算命先生一样的八字胡。他跟我说：“我们接下来要去藏南村子里转三个月，我们这里缺个有文化的人，帮我们写海报，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包吃包住。”《在路上》电影海报《在路上》电影剧照跟凯鲁亚克不一样的是，我想到了自己尚未完成的学业，大学二年级，三个月过后，学校可能会开除我。实际上，当你想过凯鲁亚克式的在路上的生活的时候，你首先得是个自由之身。后来，我依然有过许许多多在路上的经历，有过在荒郊野外的小卖店，买到一罐出品于年的猪肉罐头，然后一群人欢天喜地地吃完，才惊觉的经历，有过睡在火车站，被人偷了行李的经历，有过投宿在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家里的经历，开面馆的女老板，公园里偶遇的小夫妻俩，农舍的阁楼上……我也有过迪安一样的朋友，英俊，笑眯眯，无所顾忌，永远在路上的他年近四十，喝酒躺在浴缸里，溺水而亡，他叫李立群，也是民谣歌手和诗人周云蓬的好友，最近周云蓬组建了一个群，一起回忆这个中国迪安，要为他出一本书，我也参与写了纪念文章，我也想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中国版的《在路上》，在书中，我打算叫他莫尔。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追忆自己过去在路上的生涯的最佳时机，我从十九岁开始，就走上了这世间唯一的一条路，“BeatGeneration”当中的Beat是多义词，是多声部的混响，它不单是垮掉、疲惫与潦倒，还有击打、打败的意思，据说凯鲁亚克还为它挖掘出了“欢腾”或者“幸福”这两层意思。你如何定义“幸福”呢？这最终决定了你的生活，幸福是定居在烦闷无聊的婚姻里，上着循规蹈矩的班，穿着一成不变的熨烫过的衣服吗？幸福是拿望远镜看着几十年开外的自己，坐在轮椅上、养老院的小破床边，苦苦等候迟迟不来探视自己的儿子吗？幸福是服从吗？是迁就吗？是容易的吗？还是难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幸福对于任何人都有形形色色的定义，对于一个牙齿掉光了的老人来说，拥有一口好牙就是幸福的，对于孩子来说，幸福被切割成每时每刻细小的欢欣：一颗糖，或者玩一会儿手机。迪安们的幸福就是在屋子里待不了两天，就又出门了，开着他形形色色的小破车，有很多还是偷来的，他们出门的理由有时候是为了去旧金山或者新奥尔良看一位老朋友，有时候是为了去和前女友复合或者找现任妻子办离婚手续，或者帮亲戚往纽约拉趟家具，或者纯粹是为了去找个陌生的地方乐一下，很少是为了挣一笔钱，或者挖一个金矿，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路上，过着潦倒的生活，在过着潦倒的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无非如此，他们最终一起去了墨西哥，在妓院中狂欢了一个下午，花光了所有的钱。这像是最终的华彩，是烟花的最后一下。《在路上》电影剧照现实生活中，凯鲁亚克像所有尘世中的普通人一样，与人同居，结婚，生子，闹离婚，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妻子的辩护律师居然是金斯伯格的亲兄弟），生病。在路上的历程伴随着这些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事件，一刻也不得消停，怨怼与疯狂，懵圈与顿悟，他和所有的垮掉派们，都是一样的，他的朋友们更夸张：坐牢、误杀妻子、吸毒贩毒……偷车贼尼尔·卡萨迪正是书中迪安的原型，凯鲁亚克一度和他老婆偷情。他还说过：“我做的一切，我写的一切，都基于某种信仰的改变……个人的信仰由他自己决定。”垮掉的一代，确实确立了自己某种信仰的准则，在汹涌向前、顽固不化的主流价值系统所支配的铜墙铁壁之外，偷挖了一条越狱的地道，他们从这里不单是离开了围城，还在屁股上安装了火箭发射器，将自己送上外太空。垮掉的主导人物里边，除了“迪安”尼尔·卡萨迪之外，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学院派，凯鲁亚克自己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辍学的，“嚎叫”爱好者金斯伯格是他的校友，也曾被校方一度开除，瘾君子威廉·巴勒斯学历最高，是哈佛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的博士，是写《瓦尔登湖》的梭罗的校友。（说起来，梭罗拿着斧子去湖边造房子，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垮掉，他是垮掉们的远祖。）这些底色是学院派的作家们，到死都还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努力的目标，但他们从不拒绝将自己作为生活的试验品，或者说，他们绝对不将文明和教化，变成自己与肉体、生活隔绝的借口，一个作家，同时得在生活的泥地里摸爬滚打，将自己置身于永不安宁的境地（安宁富足意味着张力的丧失），将即兴的动机，变成活着的新三岔口，不拒绝去往你死我活的境地，不拒绝肮脏、失败、无聊、堕落。这就是垮掉的魅力，也是《在路上》的终极意义。大视野郜元宝→中年之“我”对少年之“我”的一次亲切拥抱
——重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于坚陈鹏[阿根廷]明雷→诗学对话（二则）
宋琳→“质文代变”与反讽小说驿杜梨→大马士革幻肢厂（中篇）
吴晨骏→燕尾街李宏伟→麀鹿在特八路上诗文间读娄林→孔子的忧与畏
散文随笔韩少功→人生忽然（外三篇）
法临婧→萨拉热窝一瞥
廖献红→向河而生
诗人自选臧棣→新雪人简史（五首）
姚辉→岁月秘纹
——二十四节气回旋曲
邹汉明→我们活在一个漩涡里（组诗）赵卫峰→身处于叙事与抒情之间（八首）译记巫昂→生活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在路上》译后记
我与《山花》朵渔→站台
姜红伟→路遥与贵州《山花》之间发生的“转折性事件”
视觉人文徐冰→人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找回失去的东西
——八问徐冰徐冰→毕业季的话
徐冰→邻居赵伯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世界所著名大学图书馆赠阅《山花》茅台集团
向世界所著名大学图书馆赠阅《山花》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huangguangyuy.com/slrwqz/50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