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俾斯麦虽然发动了三次战争，但他的目标明确—统一德国。达到目的之后，他让德国休养生息，不参与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俾斯麦区别于拿破仑的地方。只要这位帝国宰相说了算，德国的军国主义就很难抬头。俾斯麦还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盟约，宗旨是：你们爱怎么打都行，只要不伤着德国。这些盟约很复杂，一环套一环，只有俾斯麦本人能搞清楚。这一格局的缺点是：俾斯麦一旦离职，德国朝什么方向发展、欧洲列强之间的平衡是否能继续维系就都是未知数了。
事实的确如此。与俾斯麦配合默契的威廉一世于年驾崩，继位的腓特烈三世只做了99天皇帝便死于喉癌。接着登基的是腓特烈三世的儿子—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威廉二世。29岁继位的威廉二世不仅身体有残疾（左臂萎缩），据说脑功能也不健全。这也许对他的性格乖戾、暴躁是一种解释。不过，那个时代皇帝没有体检，况且大脑的残疾也不容易确定。
总之，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哪里听得进年逾古稀的宰相的劝告。年，俾斯麦被迫告老还乡。从此，德国与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想与法国修好又缺乏诚意。欧洲列强对着这个翘着八字胡、头戴尖顶盔的皇帝瞠目结舌。邻国对威廉二世越是不解和厌恶，德国人对自己的皇帝便越是崇拜和爱戴。军国主义成为时尚，年轻人把自己的脸画得好像挂了彩，并以此为荣。
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一个月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并很快演变成世界大战。有的历史学家说，萨拉热窝事件给了威廉二世重新洗牌的机会，因此他极力怂恿奥地利开战；也有的历史学家说，威廉二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劝说奥地利和平解决争端。不管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毋庸置疑的是：后起之秀的德国认为当时对殖民地的瓜分太不公平；战争爆发后德国人民欢呼雀跃；英、法、俄极不情愿德国与它们争夺利益，对德国形成包围圈；谁也没有打算打一场世界级战争。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拉克年出版的《梦游者—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43一书，分析了“一战”前欧洲的力量对比，欧洲列强的内政、外交、安全和联盟政策以及年7月战争爆发前的一系列事件，得出结论：战争发生不是某个政治家或某个国家的罪责，当时欧洲的命运掌握在一系列具有决策权的政治家手里，他们做出的决定像一个链条，最终导致了战争。因此，“一战”是一场悲剧，不是罪行。当时的政治家像梦游者一样稀里糊涂地，但又是义无反顾地走向灾难。
克拉克的这部多少有些为德国平反或至少是开脱的书却招致德国历史学家和媒体的激烈批评。这大概是因为几十年来德国人养成了认罪的惯性：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我们发动的，谁对此质疑，我跟谁急。
德国和法国在“一战”中理所当然地又成了死对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于同盟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塞尔维亚、意大利、罗马尼亚、日本和美国组成协约国阵营。德国在“一战”中投入了新式大炮和毒气，战壕战也是“一战”的发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44揭示了这一战术的残忍和战争的荒诞。那场战争造成近万士兵死亡，万士兵受伤，其惨烈史无前例。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让法国欣慰的是，不仅德国输掉了战争，欧洲其他列强也摇摇欲坠：俄罗斯陷入内战，奥匈帝国分崩离析。随着“一战”的结束，法国又成为欧洲大陆的老大。但喜悦没能维持多久。由于法国是“一战”的主战场，万人丧失了生命，这一损失甚至比“二战”还要高。战争还导致法国经济凋零、债台高筑。这使法国人在巴黎和会上铁了心要让德国放血。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45主张对德国宽大为怀，认为如果把德国人逼得太紧，会为下一场战争播下种子。但法国哪里听得进这样的劝告。对德国这样罪大恶极的战争贩子，就应当让它吐血，割地赔款，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凡尔赛和约》又成为德国的耻辱。两国间的仇恨如此螺旋式上升。
凯恩斯的担心后来成为现实。距巴黎和会仅仅20年，欧洲又成了下一场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那场战争与一个名字分不开—阿道夫·希特勒。
摘自《从查理大帝到欧元》作者张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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