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明月八十年代毕业于陕西师大，现居新疆
一直想收藏一部电影放映机，把陪伴自己成长的印记收藏起来。对电影的痴迷曾经像野草一样蔓延且不能自拔，恍忽迷离中流年似水，青春老去，但电影让我的影子和心绪还停留在在昨天。
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在市郊农村一个乡政府的库房里寻到一套封存的放映机，让我兴奋不已。过了几天，朋友就把放映机给我送来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居然是一整套的放映设备！主机，电源、音箱、倒片机，片夹各种连接电缆等等一应俱全，还有一卷科教片胶片。机型是甘光GS-16HX氙灯电影放映机，大约生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朋友当过电影放映员，当即就把放映机架在桌子上开练。拂去机器上的尘土，放上胶片，接通电源，放映机轻轻发出“咔咔”过片声音，温暖即刻弥漫在心里。白色墙幕光影交错，让我恍忽起来，仿佛回到从前：傍晚时分，球场上，一群半大孩子过年一般欢天喜地坐在小板凳上，焦急地等着天黑下来。靠近放映机的孩子，在调试机器的光束里做着各种手势，晃动自己的大脑袋。不知谁喊了一声：片子到了！全场一片欢呼。先是放幻灯片，当银幕出现一个“静”字时，人们渐渐安静下来，这时电影开始了。银幕上光影交错，硝烟乍起……
儿时看一场电影，隆重得像过节一样。文革初期只有样版戏电影和《地道战》等仅有的几部故事片能放映，翻来覆去，熟悉的台词都背下来了。在那个精神文化贫瘠荒凉的世界里，我们仍然能从粗鄙简陋的电影中找到快乐。后来有了译制的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一些贴心小兄弟的电影上映，使我们呼吸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新鲜空气。电影里不光只有好人坏人，阶级斗争，还有别样生活情趣，美好人生。那时的电影里的朝鲜，如同今天电影中的美国，令人充满了憧憬和向往。《鲜花盛开的村庄》中一年能挣六百工分的胖姑娘和幸福生活场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光影迷离中暇想：什么时候才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呢？而悲情的《卖花姑娘》让人涕泗横流，在一泡热泪中经历另一种情感体验。阿尔巴尼亚电影给人印象尤深。“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是很多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经典台词。《宁死不屈》里英俊的小伙子弹着吉他对姑娘唱着“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深情浪漫，撩拨人心。德国党卫军军官也异于我们看到的坏蛋模样：凶捍中带着帅气和雅致，使人惊诧不已：“坏人怎么会是这样呢”？
改革开放后，一批欧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译制片陆续上映，如《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简爱》、《百万英磅》等等，这些电影使世界大门洞开，真正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新天地。那些妖娆妩媚、刚健多情的人物，悲悯博爱的人道情怀，一波三折的浪漫故事，隽永幽默的台词，常常让我沉溺其中，欲罢不能。那是一个看电影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翻译配音极其传神，如同原版，十分打动人。邱岳峰、毕克、李梓、刘广宁等人的声音是我们这一代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绝响。后来才知道，那些电影都是文革中译制的，专供一些特权阶层的人观看。后来但凡看到上译厂译制的外国影片影碟，我都买下。但重温时，物是人非，已不是当年那个感觉和味道了。
上中学时班里一个外号叫“黄眼”的同学，是让老师头疼的“问题学生”。捣蛋、恶作剧是他的强项，读起课文来嗑嗑吧吧，从来没有完整地念下来一篇，但摹仿起外国电影里的人物台词来却行云流水仿佛天赐。每当他口舌灿花滔滔不绝地学着电影里的腔调，说着杜丘或瓦尔特的台词时，就会引来同学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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