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关于中国的空气问题，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是它是如何被正常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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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末日”的教训
论中国的雾霾问题和生态危机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翻译：王立秋
年12月，中国大城市的雾霾情况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成千上万人逃到了农村，试图找到一个还看得到蓝天的地方——这场“空气末日”（airpocalyps）影响了五亿多人。对那些依然留在城市里的人来说，移动开始像在末日后（post-apocalyptic）电影中的生活一样：人们带着巨大的防毒面具在雾霾中走动，雾霾中甚至周围的树也看不见。在这里，阶级的维度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当局不得不因为严重的空气状况而关闭机场之前，那些负担得起昂贵机票人已经逃离了被感染的城市。而且，给损害加上侮辱的是，北京立法者想把雾霾列为气象灾害，把雾霾定性为自然发生的，而不是工业污染带来的后果——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们为此灾害而责备当局。如此，一个新的范畴被加进了逃避战争、旱灾、海啸、地震、经济危机等的难民清单——雾霾难民。
图2.雾霾下的北京CBD
也许，关于这场空气末日，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它的迅速正常化：在当局不再能够否认问题存在之后，他们迅速制定程序，使（一脸懵逼的）人民能够按新的常规来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好像灾难性的雾霾只是生活的一个新的事实那样。在指定的日子里，你就试图尽可能地待在家里，如果必要的话，戴上面具出去走走。孩子们在听到这许多天里学校都要停课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欢乐不已——一个待在家里玩的机会。到农村（那里依然可以看见蓝天）去旅行，变成了一个人们期待的特别的场合（北京也已经有很多机构专门做这样的一日游）。重要的是不要惊慌、要维持这样的表象，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生活依然在继续……
这样一种反动是可理解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也纳入考虑的话，即，我们面对的，是某种完全外在于我们的集体经验，以至于实际上我们都看不到的东西，哪怕是在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它存在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巨大的生物与物理变化对一直以来维持着我们的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突然袭击。为应对这样的威胁，我们的集体意识形态动员起掩饰和自欺的机制——这一机制催生了“无视”的直接意志：“在受威胁的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是变得越来越盲目（译注：也可以译为受蒙蔽/变懵逼），而不是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危机上，因为他们失败了。”
这点是肯定的：一种不平常的社会与心理变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不可能的，正变得可能。一个首先被经验为不可能、不真实的事件（灾难来临的前景，无论我们知道它是多么地可能，我们都不相信它真会发生并因此而把它斥为不可能）变得真实而不再不可能（一旦灾难发生，它就“再次正常化了”，被感知为事物正常运转的一部分，被认为永远-已经是可能的）。是这些矛盾变得可能的，是知识与信念之间的裂隙：我们知道（生态）灾难式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但我们不相信它真会发生。
回忆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萨拉热窝包围战吧：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正常的”，有五十万居民的欧洲城市将被包围、挨饿，遭到常规的轰炸；它的市民将遭到狙击手火力的恐吓；而这种情况将持续三年之久——在年之前都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列强要打破围城，开辟一条通往该城市的安全通道是极其容易的。当围城开始的时候，甚至萨拉热窝的市民也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事件，试图把子女送到安全的地方“待一两周，等到混乱结束”。但接着，很快地，围城状态就“正常化了。”在美国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对川普获胜的反应中，我们也可以识别出这同一种从不可能性到正常化的过渡（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因惊恐而麻木的、懵逼的阶段）。国家政权和大资本也是这样应对像极地冰川融化这样的生态威胁的。直到最近，政客和管理者都还在说对全球变暖的恐惧不过是前共产党人贩卖的末日恐慌，或至少是基于不充足证据的不成熟的结论呢，他们向我们保证，没有理由恐慌，基本上，一切照旧——如今，这同一批人突然又把全球变暖当作一个单纯的事实来对待了，又认为它是“一切照旧”的那个旧的一部分了……
图3.塞族武装与波黑地方武装、穆斯林武装为争夺对波黑首府萨拉热窝控制权爆发激烈战斗。
年7月，CNN一直在重复播出一个“格林兰的绿化”的报道，这一报道在欢庆冰川融合给格林兰人带来的新机遇——他们已经能够在化开的土地上种植蔬菜了，等等。这一报道之下流不只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场全球性灾难带来的微小的好处上；它还玩弄了“绿”在我们公共话语中的双重含义（“绿”既代表植物；又代表对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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