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对待像照片带来的这种对远方的痛苦的认识呢？人们往往无法接受亲人的苦痛。尽管远方的痛苦有着窥视癖式的诱惑力——可能还有知情的满足感，但千万别发生在我身上。我没病，我也不是快要死了，我不为战乱所困——人们回避思考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他人，这似乎再正常不过，哪怕他人是容易获认同的人。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首次抵达萨拉热窝时，认识了一位妇女，她是萨拉热窝市民，坚定不移地拥护南斯拉夫的理想。她对我说：“一九九一年十月，塞尔维亚人入侵克罗地亚，那时我住在平静的萨拉热窝，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我还记得，晚间新闻播出两百里外的武科瓦尔被摧毁的画面，我当时就暗想：‘啊，多可怕。’然后转台。你说，如果法国、意大利或德国有人日复一日在晚间新闻里看到发生在我们这里的屠杀，说一句‘啊，多可怕’，然后转台，我怎能愤慨呢？这是人之常情。”
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重要原因——就会冷漠。但是，一个萨拉热窝人回避当时毕竟是发生在自己国家里另一个地区的可怕事件的影像，其动机显然有别于外围那些转身背对萨拉热窝的人。她对背弃萨拉热窝的外国人毫无怨言，外国人也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不愿正视附近战争的不祥图像，是一种无助和恐惧的表现。
人们不想看，不仅因为源源不绝的暴力图像令他们冷漠，还因为他们害怕。就像大家都觉察到的，大众文化——电影、电视、漫画、电脑游戏——对暴力和施虐的接受，已达到可悲的程度。四十年前令观众厌恶得心寒胆颤的影像，在多路传输的电子时代的青少年眼中，只是小菜一碟。事实上，对大部分现代文明中的很多人来说，毁伤他人肢体是娱乐而不是震撼。但并非所有暴力都受到同样的超然对待。有些灾难比另一些灾难更容易成为反讽的对象。
是因为譬如波斯尼亚战争不停止，因为领袖们宣称它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局势，外国人才不看那些可怕的影像。是因为一场战争——任何战争——看上去像无法阻止，人们才对恐怖反应迟钝。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又是谁？——那么你就会开始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
被感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众所周知，感伤完全可以跟嗜好残暴甚至更糟的东西兼容。人们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如果这是描绘所发生事件的恰当方式的话——不是因为涌向他们的影像的数量，而是因为被动性使感觉迟钝起来。被称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觉麻木的状态，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么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
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已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
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原标题：《苏珊桑塔格：我们该怎么思考远方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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