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中共党史研究》年第6期，注释从略，请参见原文）
一、引言年11月11日，孙逸仙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颇为悲观，理由是“国民党的政治工作遇到了来自外国帝国主义者方面的巨大阻力，他们千方百计反对中国人的革命活动。宣传工作主要应该在大工业中心进行，但在这里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警察捣毁所有革命组织，残酷地镇压革命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事革命工作就显得特别困难。如果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种所谓“困难”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当俄国在年爆发十月革命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干涉俄国革命。但是，中国当时正在开展的革命工作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的危险。故而，蒋介石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沙皇政府。而在中国，情况则不同，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可见，蒋介石所言“困难”是指“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在他看来，要解决中国革命的这一“政治难题”，只能采取“军事行动”。换言之，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才是中国革命工作的重心所在。按照国民党武装革命的逻辑，革命的对象自然是北洋军阀及其所掌控的北京政府。然而，在中国革命工作的重心问题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与蒋介石的看法出现严重分歧。斯克良斯基认为，中国当前革命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对群众的“政治宣传”而非“武装斗争”，“尽管条件艰苦，国民党也应该在群众中做革命工作。否则它的任何一项任务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重视武装斗争，轻视政治宣传。此时，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访问苏联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设法获取苏联的军事支援，但苏联方面基于自身的革命经验以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强加给中国国民党一个革命口号，即“接近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个革命口号，自然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极不情愿接受的。但此时的国民党除了接受苏联的援助，没有任何办法。苏联方面为了照顾国民党的感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国民党“在做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军事准备”。这意味着国民党要把“帝国主义列强”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而北京政府只能作为次要敌人。几乎与蒋介石在莫斯科举行上述谈话的同时，共产国际代表斯列帕克在年11月15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预测中国“国民革命工作需要长达10年、15年，也许更多的年头……现在必须制定不少于10年、15年的计划”。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者，中国革命的前景看起来确实很暗淡。然而，短短两年之后，于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便引发全国范围的反帝运动，标志着华盛顿体系在中国人心目中威望和效力的严重滑坡。从年到年，这三年是华盛顿体系列强向中国兑现关于“关税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等“国际承诺”的关键年份，也是引发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转折年代，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在此期间酝酿成熟的。在20年代初期的中国，马列主义只是在中国的知识界进行有限的传播，真正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截至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党员才有人。至于国民党，其势力也是一个仅仅局限在中国西南和东南某些特殊地区的“地方党”，党的组织力量和凝聚力都很微弱。“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呈现多种思潮相互竞争的整体格局，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思想竞相争鸣，其他思潮的存在自然会减弱马列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马列主义要超越狭隘的知识界，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难乎其难。但是，年爆发的五卅惨案，却在很短时间内引发全国范围的反帝运动，而国共双方都通过此次反帝运动发展了自身的组织力量。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国共合作组织、普通人的民族情感在动员群众开展反帝运动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如果说普通民众只能依托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才能激发出反帝意识，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民族情感而非政党动员才是反帝运动得以实现的关键？此外，在反帝运动兴起的前夕，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列强是否采取过一定的应对措施？这些正是本文要尝试讨论和加以回答的问题。一方是英美主导的缺乏凝聚力的华盛顿体系，一方是苏联积极的输出革命行动。面对中国日益危险的国内局势，在年到年间，华盛顿体系列强与苏联都在试图把中国纳入他们所期望的轨道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三年，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谁赢得了这场赛跑，谁就掌握了控制中国未来局势的主动权。及至年，华盛顿体系与苏联的输出革命终于在中国发生了实质性对抗，那就是由五卅惨案引发的声势浩大的中国反帝运动。二、华盛顿体系的帝国主义性质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华盛顿体系的实质是英美日等列强以“国际协调”的方式，对西太平洋和中国问题的利益再分配。虽然列强所转载请注明：http://www.huangguangyuy.com/slrwjj/67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