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28日，桑塔格去世。10年后再看，“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是她最传神的写照。好战，即好思想之战。这位有着严苛自我要求的作家和批判思考者，不仅为知识分子确立了严厉的标准，也为评估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尺度。
本刊特约撰稿
贝岭
10年后看苏珊，她称自己为“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这句话最为传神。
可我们仍重温一下3位文学和思想同行10年前对她的评价吧。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她是一位独特而勇敢的女性。即使你不同意她的观点，她永远都是一位勇敢而独特的思想家，永远让你思考。是什么造就了她的独特？她与任何人都不一样。”
已逝的墨西哥小说家卡斯洛·富安蒂斯说：“伊拉斯谟带着囊括所有必备知识的32本书出门旅行，而苏珊·桑塔格把知识都装在脑子里！我从没见过别的知识分子像她这样思路清楚，具有这样善于关联、触类旁通的能力。”
长篇小说《魔鬼诗篇》的作者，印度裔英国小说家萨尔曼·鲁西迪说：“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畏和原创性的思想者、不断追求真理的勇士和不倦地参加众多斗争的盟友。她为知识分子确立了严厉的标准，这标准继续在鼓舞我和其他众多仰慕她的人，并坚信有文学天分的人有责任就当今的重要议题发言，尤其是捍卫创作精神及想象力的自主权，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
在她走后的这10年，许多知识人及文学同道先后逝去，早如瓦茨拉夫·哈维尔，近如谢默斯·希尼、加西亚·马奎斯、娜汀·戈迪默。或许，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或思想性著作比她更多，但就以思想对世界的介入上，桑塔格更具力度，也更为深广。
这10年，桑塔格式愈老思想愈弥坚的文化巨人没有再现。
早在年，桑塔格就向我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或资本主义制度将获得世界性胜利，甚至成为全球化的标志。她也分析了资本主义对人类多元生活方式的剥夺和对文明的侵蚀，并预感将带来世界性的民主危机。如今，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或广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在世界多处挫败，从这一意义上，桑塔格的预言被验证了。
桑塔格一生都没能完全禁绝“浪漫情怀”，尽管她比任何人都更警觉，也深知“浪漫”是写作和思想上的“敌人”。在桑塔格涉猎广泛的著述中，“浪漫”或多或少会阻碍她独具的犀利，她的批判性思考。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某种“浪漫情怀”和她那独特的思想热情，十多年前，如我这样一个在思想、著述和行为影响力上都和她不对称的晚辈，怎么可能成为她思想上的友人呢？这种“不对称”的友谊，何其难得。
当年，因“知遇、教诲、救难之恩”，我称苏珊为“我真正的患难之交，文学和思想上的导师，如母亲般不假辞色的严格要求者”。作为一篇悼念和回忆录式长文，我没有描述桑塔格不施脂粉的平凡。桑塔格在她人生的多数时刻是一个独自面对日常的女性，有着外人看不到的孤独。于她，这几乎孤身的人生是她主动的人生设定，而非不幸。孤独既能使平庸者更为平庸，也能使杰出者更为杰出。
我需在黑暗中，还必须再用双手蒙上双眼，以努力回忆她，想象她令我难以忘怀的表述，重温和她结识的那些年中很多——又不是那么多——聆听的时刻。那时，她那犀利的眼神会重现，让我暂止坠落。
去年，年8月1日，我又来到巴黎的蒙巴纳斯（PattiSmithMontparnass）墓地，在二号墓区找到了注明91号的苏珊·桑塔格之墓，一如我们相识的那些年，我来探访她，告诉她这些年我又做了什么，仍旧请她原谅我的“不够努力”。墓，比年我首次探访时显得更厚、更重，下墓碑如基座，上墓碑则像一本合上躺下的书，上刻如此简单的几个字：
SusanSontag，-。
除了书，她一无所有。
年11月3日，苏珊·桑塔格在法国。法国巴黎是桑塔格最后的归宿，她的精神祖国。
一
年，在获得1万美元的创刊赞助、一间居住和编务合一的房间、每月美元生活费的情形下，我和石涛开始筹创《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我冒昧地给苏珊·桑塔格写了第一封信，附上《倾向》创刊计划，请她支持并名列刊物的编辑顾问。她很快回信，欣然应允，又在信中特别更正了我称她为“作家”和“批评家”的说法，而称自己为“小说家”和“散文家”。
我想，我们的交往就从这时开始。
随后，因着读到本雅明作品的震撼，亦有感于中文世界对本雅明所知甚少，我们决定在《倾向》创刊号上制作瓦尔特·本雅明专辑，为此，由石涛经英文转译了本雅明的作品《单向街》，同时经苏珊首肯，翻译并全文刊发了她为纪念本雅明写下的长文《在土星的标志下》。这篇长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理解本雅明，并从中汲取能量的最好摹本。而本雅明和他的作品，也成为我和桑塔格长年友谊中最重要的精神纽带。
虽然我定时向她通报《倾向》各期的编目，但迟至年她邀我去她家一叙，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我担心自己的英文应付不了这初次的会面，故请了一位年轻学者、现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田晓菲小姐去助译，替我壮胆。我俩在曼哈顿下城红线地铁站拾级而上，一路对着地址，找到桑塔格位于纽约切尔西区23街那栋岩石般凝重的大厦，门卫致电、允入，乘狭小的电梯直升而上，她黑衣黑裤，候在门前。她身材高大、热情温暖，有着先前从照片中看到的美。
那一年她63岁。
进入她那颇为宽敞的顶层公寓，沿廊墙上挂着数十幅意大利建筑家、艺术家乔瓦尼·皮拉内西的镜框版画，醒目抢眼。她将我们引入用来会客的厨房，厨房尽头有扇敞开的门，门外是环绕着整个顶层公寓的超长弧形阳台，气派、视野辽阔。从阳台上，既可以俯视阳光下闪烁着水光的哈德逊河，也可遥望映衬着高楼巨厦的曼哈顿天际。
我们在长餐桌前坐下，她一边煮着咖啡，一边问我们介意不介意她抽烟。随后，她为我们端上咖啡，坐下，下意识地将一条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点烟，喝着咖啡，座椅稍微后仰。她笑容粲然、急切地问着中国和我所做的一切，偶尔，透过缭绕的烟雾，她的目光对你犀利地一瞥，亲切中带着一种威慑。
那次，我们谈到她年去中国访问的情形。她纠正了我以为她在中国出生的印象，形容自己是“中国制造”，但生于美国。她谈起她强烈的中国情结，以及想再去中国的愿望，谈起父亲在中国天津过世的细节。
我问她近年来的写作及手头正在做的事，她谈到自己正在写的长篇小说，谈到她的剧本、文论、书评、短篇小说——几乎涵盖除诗以外所有的文学体裁。她知道我写诗，她说她也写诗，但不满意，故从未让自己的诗作面世。她对我说：“大概我写作中唯一所缺的主要文学形式是诗歌，我觉得我的诗不够好。”此时，她透出不服输的神情。
不止一次，总是在下午，我和苏珊坐在她家厨房的长椅上，她倚着餐桌，一边抽烟一边和我侃侃而谈。她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她的渊博常常让我跟不上她的思绪，她的渊博又使她能够听懂我那词不达意、连比带划、时态错乱的“贝式”英语中想表达的。我总是提问、总想请教她我所不知道的，总想听她谈她熟悉并有过深刻阐述的那些伟大作家，谈本雅明，谈罗兰·巴特，谈俄罗斯诗歌和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利斯塔姆，谈她的挚友、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当然，我也告诉她我读了她的哪些书，问她前些年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经历，特别是在萨拉热窝内战炮火中执导爱尔兰裔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经典剧作《等待戈多》的情形。
她见解独到、直截了当。对我而言，听她谈比她问我更重要，因为这是聆听一位伟大作家表达见解的时刻。而她，又总是问我她想了解的。
她同意了《倾向》杂志为她做专辑的要求，也定下了访谈的时间。
在《倾向》上多面向地介译她与她的作品，是一件大事。苏珊亲自为她的专辑选稿，我则照单全收。她提供了几乎全部的专辑文稿，包括当时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美国》的第一章《零》、描述少女时代拜访托马斯·曼的回忆录《朝圣之行》、《疾病的隐喻》、《论摄影》中的选章、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美国重量级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访谈《虚构的艺术》。
年苏珊·桑塔格访台，在台湾大学演讲后与教授们合影。前右二为齐邦媛、后左二为王文兴。图/贝岭
二
苏珊是个严苛认真的人。我把访谈的提问传真给她，她读后回复我：“这些问题太浅显，不够水平。”我只得再做功课，为此，我请《倾向》的另一位编辑，当时在耶鲁大学读文学博士的杨小滨和我一起准备。
年8月的一个下午，小滨载着我，开车直奔纽约苏珊的家。为了准时，我们一路没少闯红灯。苏珊应门，小滨一脸书生气，让苏珊以为来了位大四学生。她一边为我们准备咖啡，一边说，这个夏天她留在纽约，是为了专心写作长篇小说《在美国》。
访谈是在苏珊的雄辩，也是在我们的争辩中完成的。我们涉及的内容广泛，但聚焦于共同关心的问题：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角色、对“先锋派文学和先锋派作家”的认知、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纳粹政权、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欧洲和中国究竟有些怎样的影响，等等。
整个访谈中，她敏锐、直率、概念清晰，表达见解时一针见血。那天，围绕着“知识分子”问题，我和她争辩，力陈知识分子的异议精神，甚至搬出哈维尔的事迹和见解佐证。可她批评我过于美化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角色，列举知识分子在近代史上的种种蠢行和劣迹，告诉我：“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众一样，是跟随主流的。在前苏联70年的统治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或许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不是支持者，但那只是极少数。要不然怎么会有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呢？甚至连诗人巴斯特纳克和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都曾为那一政权背书。”
她批评我：“你把知识分子和反对派活动画等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过奖了。在上一世纪和这一即将结束的世纪，知识分子支持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连他们所支持的可能被我们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会起本质的变化。”
无疑，苏珊严苛地审视着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她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触类旁通。我辩不过她，只能“听训”。
苏珊绝对雄辩，甚至强势。她痛斥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懦夫文人。所以，访谈里才有那些尖锐的回答。她厌恶那些自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也一一拆解那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把戏，说：“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有一种新的野蛮和粗俗，它对意义和真理有着摧毁的作用，而后现代主义就是授予这种野蛮和粗俗以合法身份的一种思潮。他们说，世间根本没有一种叫做意义和真理的东西。显然，我对这一点是不同意的……当我听到所有这些以‘后’字开头的词时，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喜欢用标新立异的方法来描述现实的呢？”
后来，她曾更清楚地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起源于建筑。它有非常具体的意义。当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越过建筑领域，在所有艺术中使用起来的时候，它便被滥用了。”
她这样评价执意要以“先锋派”自居的文学与作家：“他们充其量是一群无知的粗野文人……所谓的先锋派作家完全是可以被读者理解的。也许他们把是否理解的问题与是否拥有众多读者的问题搞混了。实质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真正优秀……越来越多的所谓先锋派不过是时尚文化、商业文化和广告文化的一个分支……我们不需要文学来显示无知、野蛮，已经有电视在这样做了。”
她重申：“在我看来，‘先锋派’这个词的用途已远远超过了它所应有的范围。这个词意味着艺术是不断进步的，就像一次军事行动，其中一部分人先行动，最后其他人赶上来。可是，艺术不是不断进步的，它不是那样进行的，因此，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跟先锋派有什么关联。我不把我写的东西叫做先锋派文学。我也不把当代产生的任何我敬佩的作家的作品称作先锋派作品。”
对当代法国思想家布什亚，她不假辞色、无情抨击。布什亚何等人物，他的刻薄和洞见在欧洲知识界谁人不知，他以欧洲知识分子对美式文明及美国知识分子贯有的轻蔑，认为苏珊在做秀，甚至以为触到了痛处。布什亚或许睿智，但他低估了苏珊的勇气。苏珊不是一个只在纸上用文字介入的名人，也是一个在危险的环境、在灾难的现场，甚至在枪林弹雨中真正出没的文化战士。
对话中，她犀利回驳布什亚对她的嘲讽，称他为“当代最狡黠的虚无主义思想家”。“他从未去过波斯尼亚，也从未经历过任何战争。他对政治完全一无所知。除了他自己的那些恶毒想象之外，他对我在萨拉热窝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苏珊说。
那天的访谈中，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杨小滨一再引用布什亚对苏珊的说法，引起苏珊的愤怒。她重申：“布什亚对我的攻击中最恶毒之处，就是他全凭想象，说我是‘屈尊’，其实正是他流露出自己那种典型的欧洲人对东欧萨拉热窝人的‘屈尊’态度。他猜想我准是觉得自己是在带给萨拉热窝人一些他们过去不懂的东西。可是，就在没电、没水、没暖气、没食物，且每时每刻都在枪林弹雨下，有着生命危险的这样一个城市里，在敌人的包围下，却有一个剧院。点着蜡烛的小型剧院是人们可得的少有的娱乐形式之一。贝克特在前南斯拉夫是人人皆知的。他们之所以选择《等待戈多》，原因是他们熟悉这个剧目……年夏天《等待戈多》的上演绝不是在匆忙中所做的一个姿态。我是在决定了要去萨拉热窝住一段时间以后，搞了好几个不同的项目，《等待戈多》只是其中一个。后来，我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3年。”
当小滨试图用“旁观者”的观感猜测她在萨拉热窝的出出进进时，她讥诮地反诘：“旁观者？哪儿冒出来的旁观者？巴黎的小咖啡店里冒出来的，还是麻州剑桥公寓里冒出来的？假如去过萨拉热窝，或去过任何一个人们在忍受着同样痛苦的地方，就不会产生这种玩世不恭或天真的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来，你会想到他们的关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关系吗？这种花里胡哨的言辞，正是当今那种使人们犹疑于慷慨行为的思潮的一部分。谁也不是救世主，也不是被救者。一个民族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你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以表示你是他们的同盟者。”
这是一场激荡思想的访谈。苏珊的目光慑人，她的思维素质、她的思考所掷出的思想力量，令我迄今难忘。
后来，我们又对问题做了补充，然后寄给苏珊，她校订了她的回答。这一访谈，在年的《倾向》第10期上全文刊发，同时，也在海外、台湾和香港的报刊上刊出。在中国，此访谈在思想界影响广泛。
3年10月12日，德国法兰克福，苏珊·桑塔格从德国出版商和书商联合会主席迪特尔·朔尔曼手中领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
三
正如鲁西迪在撰文悼念桑塔格时所说：“她特别强调，迫切需要反对美国的文化褊狭和对外国作品和思想的漠视。她是其他国家的新作家和翻译文学的非凡推广者……”某种意义上，苏珊去世标志着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强韧纽带的一次断裂，在美国的文化生态中，似乎再也看不到像她那样对世界其他语种文学如此北京哪个医院是白癜风医院北京医院看白癜风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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