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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斯特说：“——做一个社会的人就是去宽恕”。
一、
离开学校以后，我住在东风中路的一个院子里。那里街道陈旧，建筑密集，在满街樟树的掩护下一座座房屋生死有期——广州的老城大都如此。沿院门外的小巷往深处走，十几步的距离内并排开着三家理发店，这些理发店都是老字号，陈旧、简陋，其中最小的店面内宽不过两扇门，进深大概三四米，狭小的房内只容得下一面镜子、一把座椅、一张洗头床。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影响范围也开始像店主的身躯一样逐渐佝偻，渐渐局限于附近那些年老的头颅。在没有客人的大部分时间里，老板和老板娘们就坐在店内缓慢地摘菜，读报纸，或是听珠江台的新闻。而社区外的马路两边，各色发型沙龙已瓜分完了繁华地段，里面不乏穿着时髦的造型总监——平均年龄大概比我的读者还小——在那边，洗头前要先换上绸缎客袍，一下楼就马上就有人给你递上鲜榨果汁。
社区里的小巷子曲曲折折，人流稍多的路口被两旁的熟食摊水果摊拥挤得局促。一个丁字路口有一家开了二十年的五金店，店主是一对本地夫妇。老板常常把眼镜挂在鼻头，冷冷地就着台灯修东西，偶尔才抬起眼皮扫人一眼，老板娘总在忙前忙后，不喜欢在顾客身上花太多时间。他们头脑利索，有利即沾，对待顾客也不大客气。隔壁开饭馆的是一位老兵，年纪约莫五十往上。忙完每天饭点的一段时间，他就一如往常地坐在店内和一位退伍飞行员喝酒，借着酒劲飞行员提起了自己年轻时处过的某位首长千金，他们后来吹了，人在年轻时常常由于缺乏自信而过于高傲。他们会大胆地回忆、叹息、检讨或者假设，有的时候，当其中一人谈起某个人，另外一位也会突然说，他年前走了。这样的话题他们已聊了很多遍。
一路上还可以见到只有下午才出来摆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修表的大伯，墙头晒太阳的猫，对峙的三轮车，吆喝的声音像张震的卖水果的小哥，以及起了争执的街坊。夜晚经过布艺店，湖南的裁缝仍就着台灯的光在缝纫。除去这些，便是手里提着菜的上班族们。不去兴趣小组的晚上我常会到马路对面的连锁超市买牛奶和水果，长期行走其间，人们渐渐就像凝固住了一样，当我一一地穿过他们，我听见他们在熊熊作业的一首歌里，声音低沉地唱着：
我们不去歌唱生活和理想
在落着尘土的路边数着票子
把落满尘土的票子放进口袋
骑着电动三轮车在路边兜风
凌晨的三点起床匆匆赶往批发市场
在寒冷冷的雾气中点燃一只香烟
路边的风景行人和车辆其实在每一天
人生似乎就这样停留不前
我仿佛听见了人群在合唱。
二、
即便已经完成了对半个中国的吟游，做了上百场小型演出，熊伟和他的音乐还是很少被人提起。没有音乐节邀请，没有奖项，没有粉丝群，只好自己开车走穴，住在相识的歌迷给他定下的旅馆房间里。也难怪，一个嗓音干瘪，音乐啰嗦，爱以面具示人的古怪大叔，似乎吃不来音乐这碗青春饭了，即便他毅然抛下一切，在中途下车的姿态比许多大学生都要决绝。在决定辞掉工作开着他那孤独的吉普车上路追赶自己的厄运之前，这人本来是我们对门的邻居、隔壁部门的某位上司：每天朝九晚五地工作，下班时顺路去菜市场买把青菜，收看财经节目，周末开车陪孩子郊游——听说他疯了老同学们都很玩味，也很惋惜。但他最终还是当了逃兵，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名烈士，虽然没有人觉得悲壮。他抛弃尘俗的姿态似乎努力想要实现一种就义感，也确实如此，行经西藏的中途他差点因为翻车而横死——有那么几回，这让我想起了百年前的高更：从世俗生活中破茧而出，后半生住在热带的某座岛上，与原始的心灵赤裸相处，忘掉了除去艺术以外的一切语言。但事实上，熊伟和高更可能有着迥异的画风。相比高更，他还保留着充分的理性，也怀着更多的心事（这有时让他的音乐显得刻薄）。从一种钻营中出来，然后投入了另一种，这些不同之处使得他以轻快虚构出了一份沉重。聆听他的音乐给人的正是这样一种感受。
在音乐的道路上，熊伟目的明确，他开门见山地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一种“波普艺术”，然后就径直把声音交给了大众。在这份本已逾期的作业中，我们所有人都偶然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是我们这些见证者完成了这部音乐，或者说，我们成为了他作品中真正的歌者，而他自己的演出反倒更像是一部和声。在《与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这首歌中，真正的主体其实是音乐之外的一段长达一分钟的采样，几十位操着湖北、四川、云南、陕西……五湖四海口音的男女老少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在这些变换的数字里，升起了一首反诗的诗，在我看来，其中有可贵的血肉与忠诚。类似《把人民币归还社会》和《办公室的一天》这样的音乐包袱里，真正被推到耳机前端的，是空酒瓶的碰撞、开水的翻滚、电脑开机音乐、超市的广播、咖啡馆里的爵士钢琴，是我们在各自轨道上开小差时纷乱的意识之流。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的生活。无论你能否接受这些音乐里过于婆妈、市井的独白，你都能感觉到，相比许多的创作者，他确是从真正的“帷幕之外”，从生活的浸染里走来。
而采样就是他诗意的全部秘密所在。他强行把我们拉入一个个城市生活的声音装置之中，这个容器内壁布满了疙瘩，把我们劳碌后渴望假憩，渴望舒适平躺的心灵揉出褶皱。而絮絮叨叨的旁白，正是某个生活场景中我们心灵的内还原，借助这样的装置，一个疯狂的人描述着更多的疯狂的人。这些声音环绕在我们生活的周遭，自成体系，生生不灭，像一位面色阴暗的神。是的，生活本应当是民间音乐最本质的传统，从“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到“报纸上总在说/股票战争和保险/我其实只想看一看/昨天谜语的答案”之间，几十年的时空中，多数时间里虚位的正是这位阴暗的神，正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这份生活拳拳到肉，在大部分人的掩耳盗铃和熟视无睹中，被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半卖半送，经济而残忍。
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吃饭和睡觉中”，他逃遁了。
和熊熊关系不错的刘东明在《倒计时》中写过“用泥土和沙盖自己的房子/谁也不再需要养老保险”，但这“泥和沙”盖成的房子，却建筑在“一个能靠近云彩的地方”，在我看来仍未达高品，只能算是一种牧歌情调。熊熊作业拒绝了这样的牧歌情调，他抗拒对市井生活的刻意纯洁，他只是递给他的听众一把有声望远镜，让我们能够将生活的某个部分放大，窥伺它并且在其中听到真实而惊人的消息。当我们把视线收回，才猛然间发现正置身于更大的现场之中，目睹我们在高塔的阴影之下节节败退，目睹整体的丧失，然后升起局部的尊严。
三、
往熊熊作业的方向继续深入，显露出来的是70年代生人的秘密情怀和矛盾经验。他们是这个国家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人，时间在他们飞速长成的80年代截然两分——往前的已经抛却，往后的不在手中。他们不得不爽朗地拥抱现代生活，虽然心底始终略有狐疑。因此熊伟有一些迥异于我们年代的性格，在大家都急急忙忙向前赶的时候，他却擅长于向后看。在《我的墓碑我的答案》中，透过电影段落采样，我们跟着他几乎回顾了一代人的精神隐秘“——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列宁在》）；“为了明天的青年能够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相爱，为了劳苦大众不再受欺压，我们死而无怨！”（《刑场上的婚礼》）[i]。
[i]八月的一天我到发注生地寻访了这个故事，虽然遗照里的周和陈看起来就像两个朋克，但他们的碑文还是写得像所有博物馆的说明书那样，“在共同的战斗过程中，他们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八十年后，这对情侣就义的地方已是广州市民们和儿童嬉戏的公园。
这种不合时宜的情怀，从今天的视野里望去，显然早已失去了位置。所以在《八九点钟的太阳》里，他为这样的怀旧蒙上了犹疑的罩纱，“爱情是一次次的路过我们曾经犯过错/要是妈妈曾经告诉我一切都不是想象”。如果不是这个来自工业老区，亲眼目睹过计划经济时代的齐整秩序逐渐崩塌的人，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再次在音乐中听到这些陈旧的宣言？在曾经那样一个对革命进行审美化的时代，想象可能是将我们困于监牢的原因，而在今天，没有想象，我们却很难走出另一个牢笼。
自认是左派的年轻人不必忙着感动，熊熊作业这么唱无意为某种庞然大物招魂，在他的眼里，复原是一种恶，淡忘则是另一种。对于把我们哺育成人的那个过去的世界，承认其真实，与承认今天的真实，是让明天到来的关键所在。正是这样我们获得了时间的连续性，我们所经历的碎片状的事实，才有可能成为历史。这种想象力类型的差异正是熊熊作业和当下大部分民谣歌手的根本分野，用生活，用真实的个人生活来调节我们的想象，“稗史”穿透“正史”，这就是他的“大众波普主义”方向。毋庸讳言，现在时的小众音乐（尤其是民谣）正沦为一种色情音乐。听过了太多城市民谣的甜蜜前奏，小众音乐正在用它的千篇一律催眠听众，他们在唱什么经不起多少推敲，毕竟只要凭借一个充满调情意味的卷舌音就能引起人们狂欢，功夫全在诗外。音乐和个人生活的具体连结仿佛凭空流失了，当年张楚唱“明天早晨你会死在这床上时”床单和他仍然洁白，而当主唱们把歌词用哈利路亚和扎西德勒填满的时候，我们正在陪他们变得麻木不仁，甚至意识不到我们的五指已变黑。我不想奢侈地谈论什么每个人的纯洁，但是我们都能感到那种变化，在整个广阔世界通过某只漏斗到达我的感受力之前，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正在被碾碎、解体，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正在被悄然筛去。就像叶芝所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事实上，不需要更多说明了，人们早就看到，诗意已是我们的时代中一件寻常的尴尬事。如果你想从事艺术，总有一天你会遭遇这种尴尬。赋予生活以艺术的在场是如此艰难，因为那意味着要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处在生老病死，处在狭长白日和嘈嘈私语中的常人。可日常生活总是喜剧的，带笑的，来自我们的妥协，因此不甘于麻木的人总想要通过某种悲剧性的崇高来击破人生喜剧。可是有没有可能，生活本身正拥有着一种我们大部分人都拥有但又熟视无睹的戏剧性，而这喜剧也值得我们珍视呢？何其幸运，熊熊在如同你我一般的生活中，交出了这样一份作业。让我们能够欣喜地看到自己廉价而过时的血肉之躯，以及感到一些循环不息的城市生活的亲近之处。如同已逝的陈超谈论诗歌时所说的，“他们承担的方式比其前辈显得更轻逸、更诙谐、更‘波澜不惊’、更具体化”，而这种具体之可能伟大，或许正在于生活之伟大，或许正在于它不需要通过内容商的文案用扩音器转述给你。
台风“妮妲”来之前的那天，我下班比平时更早一些，作为这座城市千万人口中的一个空巢青年，我需要关心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在街道中穿行，超市都像刚被洗劫，修表大叔已经回家了，卖水果的小伙子此时正在犹豫要不要收摊，周围是奔走的人群，乍落的雨点正散播着恐慌。在我已从学校走出，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时候，能够为我劈开远方天空的闪电已经微弱得不再显现了。几只红色和白色的塑料袋在空中飞舞——生活的空气里满是风雨来临前潮湿泥土的气息。
笔者：谭梦周，摇滚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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