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NedLebow）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BetweenPeaceandWar:TheNatureofInternationalCrisis）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相对于国家间冲突的结构性原因，战争的直接原因在冲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重大国际危机具有两方面的影响，即它们要么加剧国家间的冲突，要么缓解国家间冲突的深层矛盾，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本书对于讨论今天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如何规避重大国际危机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研究战略决策和中美危机管控的必读书也不为过。
本书是作者年出版的，尽管当时对一些重要国际危机案例分析的档案材料还较为有限，但对今天中美关系的借鉴意义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这部著作可以看做是关于国际危机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历史和理论思考，同时还可以看作是对大国关系与互动博弈的管控危机的战略性著作。实现了理论探索、历史案例分析、战略思考的三重结合。反映了勒博对历史学与政治学的融合、对理论与战略的交叉研究。勒博对案例的选择主要来自于20世纪发生过的危机，并且每次危机至少有一方是大国。在他看来，常规危机与核危机的区别不在于种类，而在于程度。从勒博的分析可以看出理论和历史的解释具有较强的生命，即使是核时代以前的重大国际危机对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
作者首先追溯了自修昔底德以来确立的研究传统：将战争的原因分为深层原因（underlying）和直接原因（immediatecauses）。前者指国家敌对与紧张的长期根源（即肯尼斯·沃尔兹所说的体系结构对反复发生的国家行为的规律性影响），后者指引发战争的直接问题或危机（即类似萨拉热窝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需要决策者在较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决定的历史关键时刻）。勒博认为，修昔底德过于注重“雅典权力增长引发斯巴达恐惧”这一结构性变量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希腊半岛爆发的多次危机和城邦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当然，在我看来，勒博所理解的直接原因与修昔底德和沃尔兹等人理解的结构原因，其实很难截然分开；因为自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军事战略分析已经证明很多结构和单元的原因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读者可以参考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效应》一书，我前面做过书评。
除了战争之外，危机是国家间冲突最突出和明显的表现方式。本书对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进行了研究：一是危机的起源；二是危机的结果；三是危机与国际关系。他认为危机决策与外交决策是不同的：比如在威胁感知、决策者的焦虑增加、可能发生暴力的预期、以及必须在压力环境下基于非完全信息作出重要及影响深远的决策等，危机是一种紧急而非长期现象，对危机存在的认知是相对的而非 的，这些特点都是外交决策过程所不具备的。
勒博对国际危机的界定包括三个标准：
1.一国决策者认识到另一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或威胁要采取的行动，严重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讨价还价声誉，或者保持政治权力的能力。
2.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应对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除投降外），将极大提升战争的可能性。
3.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自己必须在时间紧迫的局势下采取行动。
他将国际危机分成四种类型（分类的标准：取决于对危机中发动者的目的、 走向战争的意愿，以及他们对事件控制程度的分析）：
一、敌意的合理化。
是指危机发动一方的 在危机开始之前就做出了进行战争的决定。危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制达成和解，而是为开战寻找借口。案例：七月危机（年奥匈帝国对抗塞尔维亚）、第二次卢西塔尼亚危机（—年）（载有名美国公民的卢西塔尼亚号英国邮轮被德国鱼雷击沉）、满洲危机（年借口柳条湖被炸发动九一八事变）、波兰危机（年蓄意制造波兰袭击假象对波兰闪击战）、东京湾危机（美国在北部湾/东京湾对北越制造的战争挑衅事件）。
敌意合理化遵循五步法准则：（1）利用挑衅事件激起公众舆论；（2）针对挑衅事件，向对手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3）通过援引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准则使自身要求合法化；（4）在对抗中公开否认或淡化自身的真正目的；（5）以自身要求被拒绝作为战争的理由。
二、派生性危机（spinoffcrises）。
是指一国在准备或实施一场主要冲突过程中所引发的次生性对抗。是战争的副产品，是战争发动者在采取重大行动推进己方利益时所引发的与第三方的对抗。没有任何一方真正希望对抗，更别提由危机走向战争了。双方积极寻求彼此和解。案例：美西战争危机（年）、七月危机（年）（德国对比利时、德国对英国）、德美潜艇危机（—年）、 次卢西塔尼亚危机（年）、 次和第二次阿拉伯危机（年）、苏赛克斯危机（年）、无限制潜艇战（年）、苏芬战争危机（年）。（这些危机的内容百度一搜就有，或者可以上知网和其他历史专著上面查一下细节就行，总之说明历史对国际关系的阅读和写作很重要呀！）
派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是：与主要冲突区域的地理上的邻近。当入侵第三方领土被危机一方视作实施主要冲突获胜的关键时，第三方就可能被拖入冲突。七月危机是最典型的案例，大家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看看戴尔·科普兰的《大战的起源》，对德国在一战前的战略认知分析的入木三分；还有斯蒂芬·埃弗拉的《战争的原因》，对一战前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进攻偏好和速胜心理的描述，德国为了弥补权力差距、实现对法国的速胜，就意图取道比利时，破坏了低地国家对英国均势的重要价值。对这些专著的涉猎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派生性危机的特征和起源。
三、边缘政策危机。
勒博假设边缘政策危机是以动机（incentives）和机遇（opportunity）为先决条件的：动机是用来鼓励决策者承担边缘政策所蕴含的风险的，而机遇则使决策者倾向于过于低估风险程度。他还分析了威慑理论也是共用这样的假设（勒博将边缘政策危机和威慑理论的类比分析等于让大家看到可以减少理论记忆的负担，多进行不同理论学说的比较和对话）：是由操控对手对自身利益的评估来构成的，即让被威慑方权衡自身利弊来决定是否遵循威慑一方希望它采取的战略行为。
勒博提出了成功威慑的四个关键条件：
1.承诺必须清晰地界定。
2.承诺必须告知潜在对手。
3.承诺必须是能够被捍卫的。
4.一国必须让潜在对手相信它的决心。
边缘政策危机的基本假设是：危机发动者希望对手能够退却而非应战，这是边缘政策危机的典型特征。它是在一国蓄意挑战并试图迫使对手放弃曾经做出的重要承诺时发生的。与敌意合理化危机不同，边缘政策危机的发动者并非想发动一场战争，相反，他的目的是通过武力威胁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案例：法绍达危机（年）、朝鲜危机（—年）、 次摩洛哥危机（—年）、波斯尼亚危机（—年）、阿加迪尔危机（年）、七月危机（年）、莱茵兰危机（年）、五月和慕尼黑危机（年）、柏林危机（年）、朝鲜危机（年）、中印危机（年）、古巴导弹危机（年）、阿以冲突（年）。
边缘政策有三个目标：直接获取利益、希望进行交易、羞辱对手。
边缘政策的诱因：1.政策制定者预料即将发生巨大的有利于对手的权力均衡变化（包括内部实力变化或外部联盟力量的重组）；2.危机发动一方政治制度的虚弱、通过提升大国声望来转嫁国内矛盾；3.政府领导人政治上的虚弱、通过国外成功来强化国内领导人的地位；4.与精英内部对权力的竞争密切相关（可参考施韦勒的《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一书对国内精英共识和凝聚力的描述；以及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一书列举的三种决策模型所受到的国内变量的影响）。勒博提出了边缘政策危机发动者的多种动机（MultipleIncentives）的解释，认为外部动机（基于国家对外战略利益的考量）和内部动机（基于国家对内部政治经济变量的考量）同等重要。
四、偶发性危机。
核心决策者认为引发危机的挑衅行为既不是对方核心决策者所欢迎的，也不是他们所批准的。
勒博认为危机的分类只是理想标准，现实的危机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呈现不同类型的危机特征：七月危机期间，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对抗形容为敌意合理化危机，奥地利人抓住萨拉热窝的遇刺事件（刺杀事件本身带有极强的偶发性危机，只不过被奥匈帝国借用为敌意的合理化）作为解决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积怨的恰当借口，希望德国的支持能阻止俄国人干预这场冲突。接下来，俄国宣誓保卫塞尔维亚独立，而奥匈帝国的 通牒引发了轴心国和法俄联盟间的一场边缘政策危机。随后的德国-比利时以及德国-英国对抗可以被认为是派生性危机，因为每一个卷入的国家都希望避免彼此间的对抗，更不要说战争了。但是根据主要冲突中发生的事件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没有对主要冲突加以控制（比如俄国的战争动员）。
勒博认为，错误知觉是边缘政策危机走向战争的主要原因，他阐述了与过早认知闭合和决策冲突压力相关的各种决策病理。他用“认知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概念对错误知觉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认知一致性反映了系统性偏好：即倾向于接受与我们已吸收的信息相一致的内容（关于认知与错误知觉的内容，读者还可以参考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对政治心理的深入分析）。杰维斯描述认知的一致性会导致决策者过早的形成“认知闭合”（就好像一个人认定对方是坏人、其他人说什么反例也听不进去）。
勒博还列举了“防御性规避”（defensiveavoidance）的概念：努力躲避会引发自身恐惧的警告。有三种表现形式：拖延（procrastination）、推卸决策责任（shiftingresponsibilityforthedecision）和决策强化（bolstering）。他通过对七月危机期间德国的糟糕表现，得出结论：影响边缘政策危机结果的最关键的考量，是政府从其过去行为结果中进行学习并相应地修正其随后政策的能力。危机战略是基于一整套对其他行为体可能行为的预期之上的，其有效性只有在危机过程当中才能变得明朗。而且，这个过程必须迅速，因为危机决策常常受到紧迫的时间约束。
勒博列出了错误知觉存在的三个层次：首先是官僚层次，主要指决策过程本身的结构；其次是环境层次，主要是与决策相关的国内、国外政治背景； 是认知层次，主要是关系到政策制定者对自身、国家和世界意象的认识。并以 和年中印冲突作为案例分析。杜鲁门和尼赫鲁面临着一个没有胜算的局面。他们各自国内的民意促使他们坚守自己的外交政策，而这将导致与中国爆发战争。
危机中的关键决策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战争、战争的可能结果，以及战争对其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认知。勒博列出了影响国际危机最终走向战争的边缘政策危机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变量：（1）可供选择的军事选项数量；（2）军事克制的战略影响；（3）对战争本身的态度；（4）军事自信的程度；（5）对冲突不可避免性的感知。
勒博认为预防性战争和军备竞赛存在联系。如果一开始没有战争的干预，那么潜力大致相同的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1）以军事不对称为特征的初始阶段；（2）差距开始缩小的中间阶段；（3）最终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因为维持优势的成本通常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急剧增长，他以英德之间在一战前的海军竞赛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如果决策者持有更愿意发动战争的想法、并愿意承担更大的战争风险和获取更有利危机解决方案的动机，而对手不愿意退让妥协，那么这种边缘政策危机就会导致战争：年的俄国、年的德国、年的美国、年的埃及作为边缘政策危机的发动者，都有较高的作战意愿和获益 化想法，都面临对手不愿妥协的情况，并最终诱发了战争。
勒博将三种危机类型转化为战争的起因概括为四个变量：危机发动者挑起战争的欲望；所涉及利益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危机发动者低估了对手的决心；危机发动者需要时间才能认识到他的误判。好的危机决策需要三个前提条件：（1）合法的中央权威；（2）决策精英内部就基本政治价值和程序所达成的共识；（3） 免于追求某种特定对外政策而受制于国内政治压力。
作者认为：在国家长期敌对但最终未以战争解决的三个现代案例中（法绍达危机、俄勒冈危机和委内如拉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危机成为敌对双方关系的转折点。法绍达危机重新调整了英法关系，俄勒冈危机和委内瑞拉危机加强了英美关系的改善，而古巴导弹危机则缓和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每个案例中，担心与第三方发生战争的恐惧，为国家间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强烈动机。
勒博认为在敌意的合理化危机中，危机独立作用不大，因为战争的决策是先于危机的。派生性危机的毒理作用也很弱，因为危机双方都不想要战争。在边缘政策危机中，危机的独立作用 ，这样的危机即使走向战争，也是冲突过程中决策的结果。危机发生后反馈可能导致加剧也可能缓和（可以参考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正反馈加剧危机升级、负反馈实现危机缓和。
勒博对于决策病理、威慑的局限性、小集团思维等危机管理中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在这本著作中反驳了“修昔底德陷阱”，因为该理论是强调深层次的原因，而作者强调直接原因（国际危机决策分析）同等重要，只要实现危机管控，就可以避免陷阱成为现实，但作者丝毫没有降低危机管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难性，这块内容可以供读者自行思考，避免缺乏历史知识储备和战略思维的盲目类比。
对中美关系的解读， 立足于历史，大家可以看一下勒博对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战争危机的解读，以及对危机管控的条件与障碍的分析。 不要简单的去说中美是否存在“陷阱”，而是根植于历史追溯和战略思维的解读，从正面和负面分别分析出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缓和/下滑的负反馈和正反馈的影响变量。对这个问题的辩证分析能够夯实理论与历史基础，同时学会案例分析，而不是主观定性的判断强化自己对一个维度的认识，而忽略关系好转或关系恶化的另一方面的变量机制。
如果是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先将中美关系过去、当前和未来的潜在和现实阻碍因素都梳理出来，然后看看这些挑战能不能克服以及如何克服，在去想一想如何将中美合作空间做大，因为目前来看，任何领域“压舱石”的说法都有不确定性，所以还是冷静观察、避免一味的沉浸于已有理论假设给我们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但也应该以史为鉴，毕竟历史虽然不能完全重复，但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是我们当前理论化认知的来源。
还是希望大家看完这个书评能老老实实拿过来勒博的这本著作，哪怕只是浅尝辄止，我想各位也一定会有很多收货的。
爱心花射枫
转载请注明：http://www.huangguangyuy.com/slrwdl/50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