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我在科西嘉岛度假，碰巧游荡到了一个山上小村庄的教堂里。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座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死者的纪念碑。在不满一百五十人的村庄裡，仅承载着三个姓氏的八名年轻男性因为这场战争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样的名单遍佈在整个欧洲，无论是大城市或是小村庄。同样，你也可以在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看到类似的纪念碑。来自亚洲、非洲和北美洲的士兵纷纷捲入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她也被称作“伟大之战”（theGreatWar）。
一战的阴影仍然困扰着我们，其中的部份原因来于她庞大的屠杀规模：一千万战士死亡，更多人受伤；军事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飢饿、疾病导致了无数的平民丧生。随着帝国的崩塌、社会的混乱，人们所熟悉的世界被彻底摧毁了。
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仍然无法就它发生的原由达成共识。是因为当权者唯我独尊的野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部长们为了争取更强的全球影响力而冒然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还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又或是当时军国主义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在加速的军备竞赛中，将领们的计划部署也随之日益强势——这是否让最终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或许，若没有那次随机的导火事件，这场巨大的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一个酸涩的笑话在战火席卷欧洲的第二年传开：“你看过今天的头条吗？《大公爵还活着：战争是个错误》”。这是所有解释中最令人沮丧的，即战争只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
几乎同时在年夏天第一声炮火响起的那一刻，人们就开始了寻找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原因，并从此没有停止。从贝尔格莱德到柏林的档案被学者们翻了个遍。光是在英国就发表出版了大约三万两千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论述或书籍。正因如此，当一位英国出版商在五年前阳光明媚的一天建议我也来探索这一大历史难题时，我当即毫不迟疑地拒绝了。然而在此之后，这个困扰了许多人的问题却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最终我还是屈服了，结果就是又一本书，它是我个人对一个世纪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的探索与解释。
驱使我的，并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有一种紧迫感。如果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怎能期望可以避免未来另一场类似灾难的发生？
各种实际或潜在冲突主宰着今天的新闻媒体。中东大部分国家现今的边境都受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并已如此长达几十年之久。叙利亚目前的内战在扩大该地区冲突的同时，也考验着大国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外交技巧。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化学武器曾在年的阵地战中被採用过，但由于国际舆论认为它过分野蛮被禁止。而它的再次出现就几乎导致了美国的空袭。许多关于这些事态的时事评论都纷纷提到了那个遥远的八月。正如当时的决策者发现他们打开了一个无法再被轻易关上的盒子，在这个过去的夏天，我们同样担心这样的空袭也许会引发一场比奥巴马团队里的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更为广泛、持久的冲突。
的百年纪念应当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在人为错误、突发性灾难和偶然纯粹的事故面前，我们是何等脆弱。因此，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展望未来，回顾过去并保持警惕也是向前迈进不可或缺的一步。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却定有其韵律”。历史给予我们的不是清晰标准的行动蓝图，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自由选择的众多教训。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视线的阻碍，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显然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们将发现许多宝贵的警告。
全球化下的希望与危险——过去与现在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煤气照明和马车的时代感觉离我们很遥远，它实际上在多方面几乎令人不安地与我们相似。年之前的几十年如同今天一样，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变化和动荡的时代，经历它的人都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无论是家还是街道都接通了电力照明，爱因斯坦正在研究发他的广义相对论，各式各样激进的新想法（如精神分析）都找到了一批追随者，就连法西斯思想和苏联共产主义都是在那时开始生根发芽的。
我们通常认为全球化是由国际贸易投资、互联网以及移民潮创造的当代现象，但事实上它也属于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基于当时的许多创造发明，世界上原本遥远的地方被新的交通工具，如轮船和铁路，和新的通讯方式，如电话电报，紧密地链接了起来。如同今天，当时的全球贸易和投资都在经历积极的大规模扩张。如同今天，大量的移民都正涌向陌生的土地。印度人去加勒比海和非洲，中国和日本人去北美洲，还有数以百万的欧洲人去到新世界和南北两极。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变化都被普遍看做为人类进步的明显证据，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这在当时似乎表明，欧洲的文明程度之高，互相联系之紧密让为一点纷争而开战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事。
年和年的国际法和海牙裁军会议，以及国家之间越来越多频繁地使用仲裁解决纠纷（年至年间的仲裁大半都发生在年以后）将欧洲人诱骗进了一个舒适而危险的幻觉中，即以为自己足够文明，已经完全超越了野蛮。
自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欧洲经历一段奇妙的和平时期。普遍共识则是世界各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此紧密，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战争了。也许正是这些因素让欧洲人身处危险却不自知。这个论点是诺曼·安吉尔提出的。一个瘦小体弱却十分激烈的英国人，从养猪人到美国西部牛仔，他四处游荡什么生活都体验过，直至成为一位相当受欢迎的记者。他认为，在当前如此紧密的世界经济结构下，战争不仅不会给任何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会毁掉所有人。当时众多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也认为，就算一场巨大的战争发生，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没人能为之买单（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了，只要想要，总有庞大的资源可供挖掘以用于毁灭性的目的）。诺曼·安吉尔的书《大幻觉》在和年于英美两地一经出版，就成为了轰动的畅销书。它的标题本是强调妄想通过战争获利的可笑，却在短短几年后被蒙上了一层残酷的讽刺阴影。
安吉尔和其他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相互依存也有其隐患。在百年前的欧洲，传统地主阶级眼看着他们的繁荣被国外低价进口的农产品削弱的同时，他们在社会中的压倒性优势也被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新城市富豪剥夺。其结果是，许多传统上层阶级涌向了保守甚至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在城市里，不再被需要的工匠和小店主们也被吸引到激进的右翼运动中。盛行的反犹太主义将犹太人变作了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替罪羔羊。
当今世界正目睹着与过去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在欧洲和北美，激进的右翼运动，如英国国家党和茶党提供给失去工作和保障的人们一个发泄沮丧和恐惧渠道。随着保障的消失，如穆斯林等某些移民族群逐渐被画上了假想敌的标签。
全球化也可以造成一些与其矛盾的状况，比如强烈的地方主义和本土主义，让人们深陷于共同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小圈子里。例如，互联网令人意外的效果质疑就是，在给予我们大量信息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呼应我们观点的他人或群体，并让逃避任何我们所不认同的信息变得十分简单。
全球化也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并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完美社会的狂热分子汇集了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和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读着相同的作品，抱着同样的目标，也就是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在萨拉热窝暗杀奥地利斐迪南大公的塞尔维亚人年轻人就是受了尼采和巴枯宁的启发，正如他们在俄罗斯和法国的同伴一样。从加尔各答到布法罗的恐怖分子模仿着对方，他们向证券交易所投掷炸弹，炸毁铁路，枪杀那些他们所认为的压迫者，不论是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是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今天，新的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为狂热分子提供了新的凝聚点，使他们能够更加迅速地传播他们的信息，并在全球各地更广泛的传播。他们往往宣称是收到了某种灵性的启示。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无论是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产生了随时准备以他们的名义谋杀和制造混乱的恐怖分子。因此尽管他们出生在北美或英国，我们仍然会看到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父母的年轻后代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分子、阿富汗的塔利班或基地组织产生共鸣，尽管他们几乎与那些政治目标没有任何文化或种族的实质关联。
在国家层面上，全球化可能加剧原本应该友好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恐惧。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军力量，与德国，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力量，曾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儿童玩着德国制造的铅兵的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听着德国歌剧。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信仰同一个宗教，他们的君主也有血缘关系。但这一切并没有转化为友谊。恰恰相反，随着德国削减英国的传统市场又与她争夺殖民地和权利，英国感到了相当大的威胁。早在年，英国就出现了一份畅销的小册子《德国制造》，它勾勒了一个令人不安地画面：“一个巨大的商业国家正在逐渐挤占我们的空间，威胁我们的繁荣，争夺我们的全球贸易。”
许多德国人对英国抱有相同的感觉。德国，他们说，注定是太阳之国。她才值得拥有一个日不落帝国，然而英国和她的海军却碍事地挡路。当威廉和他的海军上将的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决定建立一个深水海港，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时，英国对德国日益增长的商业和军事权力的不安转变为了恐慌。
厄斯金德斯年的畅销书《金沙之谜》所讲述的德国的入侵阴谋，加剧了英国对于缺乏军事防备的恐惧。据四处传播的谣言说，德国在伦敦市下埋了枪支火药，五万正在各个英国餐馆工作的服务生其实是德国士兵。同时，德国方面也十分担心英国先发制人。年前，由于害怕英国海军随时登陆，沿海城镇的父母们好几次没有让孩子们去上学，而是留在了家里。
双方国家较为冷静的头脑都希望逐步减少日益昂贵的海军竞赛，但民意却将风向推向了敌意，而不是友好的方向发展。即使是德国和英国皇室家族之间本应该有帮助的血缘关係，也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威廉皇帝（那个奇怪的、不稳定的统治者）十分仇视他的叔叔爱德华七世，说他是“欧洲的阴谋家和恶作剧制造者”。爱德华七世也反过来说他的侄子是一个爱炫耀得恶霸。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可以与德国和英国在一个世纪前的关系相比较。今天，正如当时，全球化的进程已经麻痹了我们。人们说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从不打仗。布什总统说，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传播是国际稳定与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超常增长并没有消除相互猜疑。远非如此，随着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增加，尤其是在敏感的行业，如电子及生物科技，美国公众也越来越忧虑中国掌控的大量信息是否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中国人则不喜欢被当做二流权势对待，更不满美国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尽管中国对北朝鲜的支持从没有因为她的任何疯狂挑衅行为而停止过。
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也都在争夺市场、资源以及从加勒比海到中亚的影响力。中国已经准备好将它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其海军力量的增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让许多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有意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我们正见证两国在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权威报导说，为了以防万一，五角大楼正准备着对中国的战争计划。
在大众媒体的煽动下，民间情绪是否会如同二战前夕一样，让互相的敌意越发难以控制。今天的信息流通速度让各国政府在面对危机时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往往还没有考虑清楚就必须做出反应。
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涨潮
我们正在目睹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对原有势力的挑战，今天的国际权利架构变化绝不亚于年的世界。国家利益竞争导致了老派英国与新兴德国间的互相猜疑，而今天的中美和中日关系也无法逃避同样的难题。
现在和当时一样，公共舆论使本能由政治家化解的问题变得僵硬激化。尽管政治领导人一开始总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推出了它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向年轻一代灌输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局面却最终失控。在中国的抗日宣传下，日资企业和生意被随意打砸。而曾经试图降低中日仇恨并为二战犯罪道歉的日本人，今天也不愿多做什么。新首相安倍晋三更是积极配合日益强大的日本民族主义。他宣布准备修改宪法来增加日本的军费开支，并在今年的竞选中特意登陆一个基本无人居住、领土权却与中国有争议的岛屿。
由于目前的僵局和偶尔的海军小动作，双方国家的态度都正在硬化，也越来越缩小了中日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选项。除了日本，中国因为一些主权存疑的岛屿与越南和马拉西亚，她的其他两个邻居，也产生了冲突的可能性。
国家之间的界限一旦划分就难以跨越。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自年来一直问题不断。之后的事件，包括劫持人质、美国射击伊朗客机、伊朗研究核武器还有美国对此的强烈抵制，伴着许多愤怒的言论将他们越拉越远。每当一方发出较为和解的声音时，如伊朗新总统哈桑路海尼最近的姿态，过去的阴影和错误往往挥之不去，复杂化当前的意图，让和解的步伐陷入泥泞之中。
对历史的误读与操纵也加深着国家之间的敌意。一百年前的欧洲见证了从上至下，再由一点至四方的民族主义扩散模式。它的力量一开始往往来自于历史学家、语言家和民俗学家们创造出的某种古老而永恒的仇恨故事。许多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国家也因此对对方产生了恶感与敌意。德国教授们在年之前纷纷保证说，斯拉夫是日尔曼人的长久威胁，因此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都安然无事，却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至今无法共处。
正如一个家庭中往往是年龄相近的孩子之间会发生矛盾一样，宗派主义的冲突往往也发生在那些最相似的之间。例如前南斯拉夫的宗教和种族战争，中东地区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蔓延的内战。弗洛伊德所说的“小差异自恋”能够导致暴力和死亡。如果强国选择保护和它们同一宗教文化的小国，那么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和过去之间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一战前，塞尔维亚资助和武装了奥地利帝国之内的塞族人，而俄罗斯和奥地利则试图激起边界人民间的混乱。我们也都知道希特勒是如何利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少数群体来肢解这两个国家的。今天，沙特阿拉伯支持着世界各地的逊尼派和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另一方面伊朗则视自己为什叶派的保护者，资助着真主党等激进运动组织。
附属国的诱惑
当外部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站边时，小国之间的仇恨能有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俄罗斯选择了成为塞尔维亚的保护者，即是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也是为了扩大其在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的影响力。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德国感觉它必须支持奥匈帝国，所以也向俄国宣战，尽管这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由于过去几十年的联盟和友谊，法国和英国只得为了支持俄国而卷入战争。因此，战争的规模几乎一夜之间翻了几倍。
尽管历史不会准确地重演，今日的中东与当时的巴尔干之间的确蕴藏着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它混杂的各类民族主义随时都可能吸引美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等外界势力加入进来保护以自己在中东的利益。俄国是否会像从前支持塞尔维亚那样支持叙利亚？德国又是否会像之前支持奥匈帝国一样？
我们必须期望俄罗斯会将大马士革政府控制得比他们年管理塞尔维亚政府时好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虽然在努力化解叙利亚的危机，俄罗斯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却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就连美国的军事威胁也无法改变。
大国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支持的效果往往因为有所依靠，反而变得越加任意妄为。正如中国对朝鲜的帮助扶持，美国向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投入大量金钱和设施，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对这些小国施展相应的影响力。以色列尽管十分依赖美国，却不时试图逼迫华盛顿採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巴基斯坦则庇护美国了的全球头号敌人，奥萨马·本·拉登。
此外，处于防守和共同利益的联盟与友谊往往在他方角度看来完全不同。年以前的德国政治家认为，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协议旨在摧毁德国。今天，巴基斯坦感到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联繫威胁，而美国往往将中国在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越来越大的影响看做一个挑战。
更糟的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危险，主要势力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附属国，只因这样做会带来显得软弱和优柔寡断的风险。年之前，列强们谈到的是自己的荣誉。今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出的是美国的信誉和声望。这本质上都是同样的东西。
和平的满足感
正如一个世纪前的前辈们一样，我们以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不可能发生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当然，我们都知道，或是因为宗教，或是因为种族，或是因为其他什么，在世界各地，如叙利亚、伊拉克，仍然有人每天在各种冲突中失去生命。但自年以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越来越少，只有过从韩国到刚果几十个相对较小的冲突，伤亡的数量也和两次世界大战相形见绌。上个世纪80年代造成50万死亡人数的两伊战争，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持久战算是近年来主要的例外。
总之，和平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我们自然认为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都该是短暂而可控的。但这未必是事实。曾在20世纪初期尝试阻扰法国军事主义崛起的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透：“欧洲已经受了这么多危机的折磨这么多年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说，“每一次的试探都没有带来战争，它已经几乎不再相信威胁的存在，也逐渐对巴尔干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丧失了以往的鍖椾含鍝鍖婚櫌娌荤枟鐧界櫆椋庢渶涓撲笟鍖椾含涓鐧界櫆椋庡尰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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